Realtime Price(实时价格):
Skip to content
作者：禅心云起
发布时间：2020年9月7日
微信公众号：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一部思想史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奥地利经济学派因其创始人和早期成员（包括卡尔·门格尔、欧根·冯·庞巴维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来自于奥地利而得名。其他重要的奥派论著家和经济学家包括穆瑞·罗斯巴德，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记者亨利·黑兹利特。目前从事研究的，既有米塞斯研究院的学者，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个学派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共同标识，是由于他们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及其恰当方法享有某种一致的观点。
这个学派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并以人主观选择的复杂性为由，认为对不断演变的市场进行数学建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奥派学者将大部分主流经济学视为“江湖骗术”，避开他们认为“天真的”和毫无意义的经济数学建模。这个学派的支持者往往强调市场有机、主观和不断演变的动态性质，主张强有力地保护私有财产权，支持严格执行经济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认为这才是促进经济交换的最佳方式。在经济议题上，他们一般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商业贸易所受强制（尤其是政府所施外力）最小化是确保长期经济稳定和福祉的最有效方式。
特别是，他们对于政府参与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扭曲和破坏，表达了十分严重的担忧，认为商业领域的政府管制不仅没有多大必要（或带来不可取的后果），且常常引发“棘轮效应”：现有管制惹出的麻烦往往被归咎于自由市场，从而给进一步破坏性和强制性侵犯市场制造理由。他们特别批评了政府长期入侵私人货币的生产领域，主张所有强制性法定货币法都应立即废除，重返完全准备或自由的银行业。这样，金融体系就将是去中心化的，而非由强制性垄断政府或垄断性中央银行所主导或控制。
奥派虽始于19世纪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但其历史可追溯至15世纪。1871年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引入主观价值论理念，开始经济思想所谓“边际主义革命”的三部作品出版，标识着这个学派开始出现。奥地利学派最早的理论家包括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和维塞尔等奥地利学者。今天，奥派经济学家已不再需要来自奥地利。“奥地利”这个词用于描述一个特定的经济思想学派，而不是其学术实践者的国籍。
要论早期思想家的知名贡献，奥地利学派可追溯到15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从事写作和教学的圣托马斯·阿奎那追随者。这些经院学者试图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这可以算作奥派的起源了。
这些晚期经院哲学家发现，世界上存在着某些经济规律，有着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着和其他自然规律极为相似的作用。经历了数代人，他们发现了第一代经济理论，解释了供求定律、通货膨胀的原因、外汇汇率运行以及经济价值的主观性质。他们赞成财产权、契约和贸易自由。奥派学者与经院哲学家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认为不存在一种处理独立变量的经济科学，不应把经济问题扭曲地分离开来进行分析。经济问题是更广阔社会现象的若干方面，只有根据其特征来加以处理才是最适宜的研究方法。
晚期经院哲学家是财产权、契约与贸易自由的辩护者。他们反对征税，不赞成管制价格和商业机构的做法。作为道德神学研究者，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也必须服从道德规范，不得偷盗和抢劫。这些经院哲学家实践的正是后来米塞斯的准则：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是政府不应当做的。
座右铭：Omnium scientiarum princeps Salmantica docet（拉丁语） 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著叫作《商业性质概述》，是由理查德·坎蒂隆于1730年写成的。坎蒂隆受过经院哲学的传统教育。他生于爱尔兰，后移居法国。他认为经济学是个独立研究领域，并运用“思想实验”来解释价格的形成。他把市场看成一个企业家过程，并坚持奥派风格的货币创造论：增发货币逐渐进入经济体，一点点扩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同时会扰乱价格体系。
紧随坎蒂隆之后的是杜尔哥，旧制度下信奉市场理念的法兰西贵族和财政大臣。杜尔哥是一位重农学派经济学者，经济作品不多但思想深刻。他的论著《价值与货币》清晰地阐明了货币的起源，以及揭示出经济选择的实质就在于它反映了个人偏好的主观排序。杜尔哥解决了令后世古典经济学家头疼的“钻石与水”这一著名悖论，阐明了报酬递减规律，并批评了高利贷法令（晚期经院学派的症结所在）。他赞成经济政策应遵遁古典自由主义，建议废除裙带行业的一切特权。
理查德·坎蒂隆
在这位先辈的影响下，18-19世纪法国涌现出一系列伟大的经济学家。杜尔哥是他们的智识之父。在这些经济学家当中，最引入注目的，当数萨伊和巴斯夏。
萨伊是第一位深入思考经济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他意识到，经济学任务不是堆砌数据，而是用语言阐明普遍事实（例如，需求是无限的，手段是稀缺的）及其逻辑含义。萨伊发现了资源定价的生产力理论、资本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和“萨伊定律”：只要容许价格调整，那么在自由市场上，就永远不会出现持续的“过度生产”或“消费不足”。巴斯夏和萨伊一样都是自由放任和工业革命的捍卫者。作为一名支持自由市场的新闻记者，巴斯夏也认为，非物质服务和物质财货一样要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他的无数经济讽刺文中，有一篇清楚说明了后来被黑兹利特大力推广的“破窗谬误”。
成型之中的前奥地利学派传统，尽管其理论享有很高的成熟度，可主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不列颠学派（英国古典学派）最终占了上风。这种（基于客观成本和劳动生产力价值论的）英国传统最终导致了“资本剥削论”的兴起。
到了1871年，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问世，多年来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传统首次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复兴了“经院哲学-法兰西”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并将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门格尔
和同期瓦尔拉斯和杰文斯的作品一道，门格尔阐明了经济价值的主观基础，首次完整地阐释了边际效用理论（个人占有的某种财货单位数量越多，他赋予该财货任何给定单位的评价也就越低）。此外，门格尔展示了货币是如何源于自由市场：当最适销商品用于交换其他商品而非满足消费所需时就产生了货币。
门格尔的《原理》是经济科学史上“边际主义革命”的支柱。当米塞斯称誉这本书把自己“造就成一名经济学家”时，可不光指门格尔的货币和价格理论，他还指门格尔运用于这门学科的方法本身。和这一传统的先辈一样，门格尔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他把经济学当成是个人选择的科学。他在12年后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和德国历史学派展开论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拒绝接受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学不过是效劳于国家的数据堆砌。门格尔对于“理论”的辩护，让他们十分嫌恶。因为门格尔及其追随者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职，他们便给起了个贬称“奥地利学派”。这个称呼延用至今。
门格尔是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担任过年轻但不幸早逝的哈布斯堡皇储鲁道夫的老师。他把经济学当成是根植于演绎逻辑的人类行动科学，为后世理论家拒绝计划经济思想的支配铺平了道路。实际上，他的学生维塞尔，强烈地影响了哈耶克的晚期作品。今天，门格尔的著作仍然是掌握经济学思维方式极好的入门读物。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位奥派经济学家都将自己视为门格尔的学生。
因斯布鲁克大学有一位门格尔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就是庞巴维克（Boehm-Bawerk）。庞巴维克继承并重新表述了门格尔的理论，用于分析一系列涉及价值、价格、资本和利息的新问题。他的《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于1884年出版，彻底清算了思想史上的种种谬误，并极力为利率系市场内生而非外生（人为制造）的观念辩护。利息反映了“时间偏好”的普遍事实，即人们偏好更早而非更晚地满足需求的倾向。这一理论后来为法兰克·菲特所扩展和辩护。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证明了，一般商业利润率就是利息率。资本家节省资金、支付劳动力报酬，等到最终产品出售之后，他们才获得利润。此外，他还证明了资本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多样的结构。经济不断增长并不仅仅因为资本的投资越来越多，还因为生产过程的跨度越来越大。
庞巴维克和马克思主义者就资本剥削论展开了长期论战。早在布尔什维克掌握俄罗斯权力以前，他就批驳了左翼关于资本和工资的种种学说。庞巴维克还举办了一家研讨班。米塞斯后来也加以继承，在维也纳创办了私人研讨班。
庞巴维克赞成那些尊重经济规律乃永存不变事实的政策。他认为，干涉主义是对市场经济各种力量的侵扰，必然无法获得长期的成功。在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后岁月里，他三度担任财政部长，为实现平衡预算、稳健货币、金本位、自由贸易以及废除出口补贴和其他垄断特权而努力。
庞巴维克的研究和著述，更强化了“奥派”作为一种分析经济问题的统一方式，也为该学派大举进入英语文化圈奠定了基础。可在门格尔分析中的某个领域，庞巴维克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详细阐述，这个领域就是货币，“微观”和“宏观”方法的根本交汇点。身为奥地利商会经济顾问，年轻的米塞斯接受了这一挑战。
米塞斯的研究成果，是1912年出版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他详细说明了边际效用理论该何应用于货币，并清晰表达了他的“回归定理”，表明市场不仅仅是货币的发源地，还始终是货币存在的必要条件。借助英国通货学派、维克塞尔利率理论和庞巴维克生产结构理论，米塞斯勾画出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大致轮廓。一年之后，维也纳大学为米塞斯提供了教职，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也花了足足两个学期专门讨论米塞斯的这部作品。
米塞斯的职业生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迫中断了四年。战争年代，他担任了三年的一线炮兵长官，一年的经济情报参谋。战后，他的《民族、国家和经济》于1919年问世。这本书积极维护这个倾颓帝国中少数族群的经济和文化自由，此外还阐述了战争的经济学理论。与此同时，在大通国民银行经济学家小本杰明·安德森的努力下，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在美国赢得关注。（米塞斯的作品受到了凯恩斯的吹毛求疵。凯恩斯后来承认自己不懂德语。）
战后政局一片混乱。在当时奥地利的左翼政府中，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尔成了主要的理论家。米塞斯在庞巴维克研讨班就结识了鲍尔。他连续多晚向鲍尔解释经济学，最终说服鲍尔放弃了推行布尔什维克式经济政策的计划。奥地利左翼因此认为米塞斯不可宽恕，在学术领域展开了针对他的政治迫害，让他始终未能在大学获得付薪的教授席位。
米塞斯并没被吓倒，反倒投身于社会主义本身问题的研究。他在1921年写下了一篇重磅论文，又过了两年，他把这篇论文转化成《社会主义》一书。米塞斯指出，一个社会当中如果不容许资本财货的私有产权或交换，也就必定无法给资源找到它最高价值的用途，米塞斯预言，这将导致极度的混乱和文明的终结。
米塞斯发起的挑战，迫使左翼从经济角度解释其体系如何运转，此前他们还在逃避这一任务。奥派学者和计划经济支持者之间爆发论战，持续了十年甚至更久，而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场辩论胜负已见分晓，后者是优胜一方，直到1989年苏东阵营崩溃。
与此同时，米塞斯为自由市场的声辩，从左翼事业中吸引了一批“改宗者”，这其中包括哈耶克、洛卜克和罗宾斯。米塞斯开始在商会办公室举办私人研讨班，参加者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马赫卢普、摩根斯坦、冯·哈伯勒、舒茨、施特里格尔、沃格林、罗丹，还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在两条学术阵线上同时展开论战。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捍卫经济学中的演绎方法，给予了德国历史学派以致命一击。他后来称之为人的行动学或行动学逻辑。他还创办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并由他的学生哈耶克负责这一项目。
这一时期，哈耶克和米塞斯以商业周期为题，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警告信用扩张的危险，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委员会援引了这项成就。哈耶克在英美从事研究时，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资本理论和货币改革的论著，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反对者。他的畅销书《通往奴役之路》给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运动在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复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的丛书《法律、立法和自由》详尽阐述了晚期经院哲学的法学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批判“社会正义”之类的平均主义和万应灵丹。
20世纪30年代末，刚经历了全球经济萧条磨难的奥地利又面临纳粹接管的威胁。
哈耶克在米塞斯敦促下，1931年就动身去了伦敦。1934年，米塞斯本人迁居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院从事教学和写作，接着移民美国。这种人事飘零削弱了奥派在母国的力量，但也让其观念在英语文化圈中越来越广为人知。纳粹深知米塞斯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死对头，查抄了他公寓的文档，并在战争期间把这些文档藏匿了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米塞斯的观念，通过洛卜克作品的渗透，还有艾哈德的政治才干，引导了德国战后的经济改革，让这个国家得以重获新生。接着在1992年，奥地利档案学家在莫斯科重新开放的档案中，发现了米塞斯被盗的维也纳文档。
在日内瓦期间，米塞斯写下了巨作《国民经济学》，到美国后又加以修订和扩充，最终成为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为》。他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称这本巨著为“米塞斯最伟大的成就，本世纪人类思想最杰出的作品。经济学因此成为一个整体。”这本书的出版是奥派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部作品迄今仍然是奥派标识性的经济学论著。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并不待见此书，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倒向了凯恩斯。凯恩斯主义思想不仅接受法币、部分准备银行和中央银行业务，还这样假定：政府必须介入经济，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自由市场有时并不像经济中的政府决策那样“奏效”——它的全部原则，都是米塞斯拒不认可、当成谬误的。
虽然米塞斯在美国从未取得和其学术水平相称的正式教职，但在纽约大学时，他身边聚满了学生，就像在维也纳时一样。甚至在米塞斯移民之前，新闻记者黑兹利特作为他最主要的支持者，在《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给米塞斯的著作撰写书评，并以《一课经济学》这样的经典之作，来推广普及米塞斯的思想。
然而，黑兹利特也为奥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逐句批判了凯恩斯的《通论》，为萨伊的作品辩护，从而恢复了萨伊在奥派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地位。黑兹利特以米塞斯为榜样，坚守原则、永不妥协，被迫四度离开新闻媒体的高级职位。
米塞斯的纽约研讨班一直办到他1973年去世前两年。这段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罗斯巴德参加了米塞斯研讨班，并成为奥派学者。他和“主流”经济学渐行渐远，对奥派的研究也就越深越透。
罗斯巴德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学者。然而，他取得哥大博士学位时受到了重重阻力，主流经济学思想流派对他观点的排斥贯穿于他整个的职业生涯。他虽多产而博学，却从未在一所常春藤高校获得过学术职位。他不得不接受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后来担任内华达大学经济学教授。
扎根于众多奥派学者的传统，罗斯巴德在观念上毫不妥协，并且因为观感上的激进特征，而被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所排斥，甚至在那些通常赞同他观点的右翼保守派中也是如此。威廉·巴克利因罗斯巴德身故撰写了一篇尖酸讣告，而安·兰德的支持者最后竟不承认他关于大企业政商勾结带来腐蚀影响的观点。
罗斯巴德在其著作《美国右派的背叛》一书中述及了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真正的精神”所遭到的背叛。
在经济议题上，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效仿《人的行动》，在某些领域——垄断理论、效用、福利和国家理论——巩固和发展了米塞斯本人的观点。罗斯巴德运用于奥派的方法，直接遵循晚期经院哲学的思想路线，在财产的自然权利理论的框架内应用经济科学。
他最后发展出一整套建立在私有财产、合作与契约自由之上的，为纯市场经济社会秩序而辩护的理论。罗斯巴德扩展了，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米塞斯关于经济思想的观点，消除了矛盾，得出了比米塞斯早期著作（其本身在所处时代被认为是激进的，甚至迄今仍然如此）更激进的政策结论。
紧接着，罗斯巴德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考察。他应用了奥派商业周期理论，证明了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要归咎于先前的银行信用扩张。此后，在一系列有关政府政策的研究中，他建立了一套用于审视市场当中各种干预措施效果的理论框架。
罗斯巴德扩展和“激进化”了奥派，他接受了米塞斯的见解，并推动它们达到了逻辑的终点。和米塞斯认为国家有其作用（提供法律、秩序、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观点不同，罗斯巴德认为一切商品和服务都可以——也应该——由私营部门生产。他认为，许多条令法规，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颁行，不过是在策划自私的权力攫取；没有真正市场竞争的制约，政府官僚就会热衷从事后果危险、无羁无束的自我扩张。罗斯巴德认为，政府提供商业服务，涉及到内在的低效率，并主张真正的竞争会消除这种低效率，如果这些服务能由私营部门提供的话。
罗斯巴德同样谴责国家社团主义。他举出很多情况，批评了商业精英勾结政府垄断力量，影响法律和监管政策，损害竞争对手而发不义之财。在后来发展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个领域，他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家。然而，现在很少有人把他的工作和这个研究领域联系起来。
他认为，征税代表了大规模的强行盗窃，“对于强制暴力的垄断”，禁止人们向竞争性供应商自愿从而更有效率地采购国防和司法服务。他还认为垄断性法币制度下的中央银行和部分准备金银行，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合法化金融欺诈形态，与自由至上原则和道德观念相悖。
米塞斯晚年终于见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这种复兴从《人、经济和国家》的出版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罗斯巴德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美洲殖民地及其脱英独立的四卷本史论《孕育于自由》，在美国牢牢确立了奥派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著作《自由的伦理》中，自然权利理论和奥派再度结合。他还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性经济篇章，被集为两卷本《行动的逻辑》（收录于爱德华·埃尔加编纂的《世纪经济学家丛书》）。
这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成为米塞斯-哈耶克那一代奥派学者和今天努力发扬这一传统的奥派经济学家之间的关键桥梁。确实，若没有罗斯巴德那种敢于反抗自己时代思想潮流的勇气和勤奋，奥派经济学传统可能已经停滞了。罗斯巴德深厚的学养，充沛的精力，广博的知识，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鼓舞了无数的学生投身自由的事业。
今天，奥派经济学已经取得了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显赫的地位。虽然如此，像前辈米塞斯一样，罗斯巴德并没有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罗斯巴德晚年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将许多活跃于各学科间的奥派学者组织起来。
在米塞斯夫人玛吉特、还有哈耶克和黑兹利特的协助下，米塞斯研究院于1982年成立，为罗斯巴德和奥派提供了一连串新机会。通过源源不断的学术会议、教学研讨会、书籍、专题论文、通讯、研究甚至影片，他们把奥派推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发展轨道。借助米塞斯研究所举办的会议和提供的助学金、研究指导、参考书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部事实上都受到奥派的影响。奥本大学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奥派学者大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谈论、辩论和运用奥派经济学。
奥地利学派进入新的千年，支持者已从原先的寥寥无几发展到为数众多，其中经济学家中著名的有西班牙的德索托、德国的许尔斯曼和美国的安德森、墨菲和布拉克，作家有伍兹、罗克维尔和戈耶特，还有彼得·希夫和罗恩·保罗这样的媒体评论家和公众人物。有评论认为，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学术和思想新近以来的一场伟大复兴。
历经兴衰起伏，这一伟大思想流派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伟大的观念如何依靠人们自身的创造力和勇气抵抗邪恶，推动科学的进步。今天，奥派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成了知识界的共识。感谢那些大无畏的、才华横溢的先辈们，他们创造了奥地利学派的历史，感谢那些和米塞斯研究所一同继承和努力发展这一传统的人士。
相关文章：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