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海就
发布时间：2020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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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9月29日米塞斯出生，时间已经过去近一百四十年，但如今的世界仍然需要米塞斯，甚至比以前更需要米塞斯。
纯正的经济学
米塞斯的经济学是“人的行动”的经济学。他发展了边际革命中的主观主义（主观价值的思想），在门格尔的基础上确立了目的-手段框架。门格尔对价值和效用做了区分，价值是与个体选择相关的概念，和放弃的代价相关。放弃和选择意味着“目的-手段”。虽然门格尔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但他没有明确表述，米塞斯把这一点确立了下来。主流经济学延续效用分析法，奥地利学派走上了“选择”路线，从人的行动的角度思考问题。
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不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而是人的行动的一般性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关于人类合作的科学，不是如何计算最大化的科学。米塞斯的经济学以真实的个体，也就是主动行动的个体（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经济人”，即对约束条件做出最大反应的个体为出发点。
米塞斯提供了纯正的经济学知识，是经济学最浓的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不是数学，不是画曲线，不是求解方程，不是实证某个假设。数学逻辑不同于经济学逻辑，因为在数学容不下人的行动，货币等等。很多学习主流经济学的人误认为经济学主要就是数学，学习经济学就是求解最大化，做习题，收集数据，做统计分析。这类文章也大量地出现在经济学的期刊上，但它们毫无价值，这是打着学术外衣的欺骗。米塞斯和其他奥派经济学者不是不会搞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他们也知道那样做有更大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也认为阐述这些原理比技术性的实证研究更关切社会的自由与繁荣。
把经济学作为自然科学来研究，关注测量和计算，这体现了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性质的无知。不仅米塞斯如此认为，哈耶克也说“像市场这样取决于众多个体行为的复杂现象，对过程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所有条件……几乎不可能被了解和测量”（《知识的僭妄》）。
经济学之“道”
米塞斯的经济学是关于“一般利益的”，这是和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主流经济学考察主体（包括组织或国家）在给定的约束下的最大化，但我们不认为个体如何实现最大化，比如如何实现某个政策目标的方法属于“经济学”，这最多只是管理学。笔者比较赞同Per Pylund的观点，他认为凯恩斯主义者不能算经济学家，他们关心的是实现某个宏观目标，而不是市场运行的机制。事实上凯恩斯主义者的做法破坏了市场机制。
经济学超越文化、制度和政策，在遵循经济学法则的基础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制度和政策可以共存。实证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就文化、制度和政策本身来谈。他们从观察中得出结论，张五常说“地方政府竞争”是“好”的，就是这样的例子。实证主义和历史学派最终指向的都是干预主义。
哈耶克在政治哲学层面扩展了米塞斯。哈耶克强调理性不及，非意图的结果，而米塞斯强调理性，似乎是不一致的，但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理性不及不意味着人不能认识原则，也就是说，理性不及并不排斥理性，哈耶克恰恰认为遵循原则，才能产生好的结果。没有价格，没有规则的指引，人就不能“理性地”行动。
经济学揭示市场运行的机制，也就是“道”，个体如想增进自己的幸福，他们必须遵循的这样的“道”。这样的法则是很硬的，背离了这些法则，个体就要受惩罚。
新古典经济学“孤立”地考察个体的最大化，而奥派经济学把个体放到整个合作秩序中考察，强调不同人的利益是相关的，个体的利益在于他人，因为他是从他人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因此，有利于分工合作的规则对他的利益至关重要。这样的规则就是“道”。经济学揭示“道”，是关于“道”的科学。如把“道”撇开，只考虑如何使得个体（组织或国家）实现自己的最大目标，那么就有可能破坏“道”，因为相关的手段或政策并不总是与“道”相一致的。没有遵循“道”的行为就是妄为，用哈耶克的话说，就是“理性的狂妄”。
“离经叛道”一词可以理解为“脱离了经济学，就是背叛了‘道’”。如个体、组织或国家没有遵循经济学揭示的社会运行法则，那么其行为就是背离“道”，从而产生个体、组织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奥派经济学是关于合作的科学，不是孤立地考察最大化的科学。也只有“合作的科学”才能实现不同个体，不同组织或国家之间的合作。合作必须建立在“道”之上，而米塞斯的经济学正是揭示了合作之“道”。
米塞斯和斯密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斯密指明，仅仅自利是不够的，还需要遵循道德法则，米塞斯说这还不够，还需要理解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这才是“理性的”。即一个社会依靠伦理道德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理性”去认识一般性法则。虽然道德情操也重要，但不能代替经济学揭示的一般性法则。这一点对推崇儒家伦理的国度有特别的意义。
经济学的意义或价值是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当有更多的人理解和遵循经济学之“道”，从而使一个社会朝着和平、合作与繁荣的方向前进一步时，经济学的巨大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经济学的否定
米塞斯说“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是的，现在这种状况甚至比米塞斯那个时代更为严重。鸠占鹊巢，占据着高校经济学教学和科研职位的恰恰是经济学的敌人，他们所讲授的那些东西恰恰是真正的经济学所要反对的。
对经济学的否定，导致经济学的贫困。经济学的贫困是最危险的贫困之一。这种贫困会使一个社会陷入危险境地，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如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不理解经济学或事实上抱有一种和经济学的法则相互冲突的观念，那么，这个社会迄已取得的成功是偶然的。学习米塞斯，就是使自己在思想上脱贫；传播米塞斯的经济学，就是扶贫，也是助力于和平、合作与繁荣。
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要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往前走，必然需要经济学理论。那么什么理论能够胜任？笔者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能为力，这是由其方法和理论的性质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方法用经验逻辑代替先验法则，在政策上提供的是权宜之计，而非根本性的解决之“道”。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不怎么理解市场经济，准确地说，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我们怎么能指望“作为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去推动市场经济呢？这不是缘木求鱼吗？
市场经济带给中国繁荣，这已经是普遍共识，但是，如人们不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那么可能会走在背离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而不自知，所以认识什么是市场经济非常重要。如经济学不能为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挥作用，那么经济学在中国就是多余的，对社会进步没有任何贡献，只是给老师提供了饭碗，给学生提供了文凭而已。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告诉人们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米塞斯的经济学正是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市场经济理论。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遵循经济学所揭示的人类合作的一般法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道”。只有遵循这样的法则，才能叫“市场经济”。这也表明，市场经济不是发展生产力的概念，而是遵循经济学揭示的“道”的概念。各种人为设立的制度都应该服从于它。经济学为自由市场辩护，自由市场是正确的经济学的必然推论，干预主义在经济学上不成立。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也是和平之路。
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继续，这种进步必然是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认识的进步所推动的。比如，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个体在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中实现的。如把发展经济，追求物质进步或科技进步作为目标，那么恰恰是会扭曲资源的配置。假如把大量资源投入到自己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个科技领域（如芯片），那就是浪费资源。遵循经济学揭示的“道”，就是发挥了比较优势，就是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是实现了和平的合作。
融入经济学，就是融入文明世界。经济学是文明的精髓，经济学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东方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沟通东方和西方之的“桥梁”，是缓和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大使”，因为人类的自由市场之道是相通的。
米塞斯是经济学的守护者，他把经济学提高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认为经济学关系人类命运，是决定人类生存还是死亡，贫困还是繁荣，自由还是奴役的科学，从来没有人把经济学提到这个高度。多理解米塞斯的经济学，和平、合作与繁荣就多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