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空空追梦
时间：2021年3月27日
公众号：米塞斯骑士团
货币是切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好入口，一个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扎实，一个自称奥派的经济学作者功夫到不到家，或者说我们对诸多基础理论的理解是否有分歧，从货币理论上一眼可知。货币问题是我愿意学习奥派的第一个动力，记得那大概是八年前的春天，一个晚上，在枫林仙老师的QQ群里——那时微信还没这样普及——熊越老师给我开了个关于货币的书单，第一本开始读的是许尔斯曼教授的《货币生产的伦理》从此入坑。我曾经误以为货币理论是我的强项，我想明白了。但直到三年前，我第三次重新入门货币理论。在这里总会发现自己没有想透彻的问题，想明白了就是进步。所以，听说一位热心网友开办了《货币与信用理论》精读班，我当然愿意共襄盛举。虽然确实如熊越老师所说，这是一本比较有历史文献意义的著作，但却是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系统化的开始。货币理论，这个巨大的问题绝不是一次就能看透的，它分好多个层次，衔接着奥地利学派的财货理论、市场过程理论、资本理论、生产过程和结构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所有的理论都与货币有关。想要想明白这一点，你要像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样，勇敢的向敌人的对付发起冲锋，敌人就是我们被灌输的各种错误的经济学观念，几次穿凿，才会让它溃不成军为支持这个精读群的诞生，我把我在《一课经济学》平台上第二季《国民经济学原理》最后部分的讲义稍作修改，改编成这篇文章。想要参加这个精读群，可以扫描下面群主的微信，求进群。希望广告勿扰，虽然我知道只要放出二维码，它就一定会扰。
鲁迅在《娜拉走后会怎样》中就这样说过：“钱——高雅的说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 货币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来说，钱的意义几乎等同于经济。钱也就是货币的诞生，永远的终结了物物交换的初级市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火的使用。物物交换的经济不仅仅很难有大规模的生产，也不会有商品丰富的市场。因为没有货币这种媒介，买卖双方的供需很难对接。有点类似于菜市场下行前，菜贩之间为了自家晚饭的消费互换卖剩的蔬菜的偶然场景。但是在这种场景外，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货币媒介，我们的需求如何与供给方对接。比如，我是做文案的，我们一篇文案在有货币市场可能是1000元钱，我现在要向农民买粮食，向熟食店主买猪蹄，向书店店主买书……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算这些卖家同样需要我的文案劳动，我也很难把这一篇文案的劳动分拆与他们交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繁荣丰裕的经济体系，建立在这样的市场基础上。想要理解货币最重要的的职能和功用——市场上的交换媒介（实际上是一般交换媒介），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是怎样产生的，仍是一个困扰学界很久的问题。货币的本质是什么？它为什么具有购买力？有人说货币是黄金那样的有内在价值的商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有人说货币就是信用；有人说是来自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契约，也就是说来自法律的权威或国王的威权；还有人说货币的本质是神秘的囊括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账本……。在奥地利学派之前，货币理论充满了神秘元素，甚至并不被认为属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与法律、技术等一样，是经济活动的即有条件。在门格尔和米塞斯的努力下，货币才重新被公认为经济学的内容。货币在法律的律令下或者在王权的命令下得以被接受，这是难以想象的历史神话。正如法律被某个超人发现，然后为所有人类立规矩一样，这样的理论在现代人看来，就像四元素阴阳五行时代的自然科学一样稚拙。实际上，它把问题装入了一个黑箱拒绝继续讨论。无论这个黑箱是以上帝的名义还是历史的名义，都不能令人满意。货币一定是让足够多的市场参与者认知到其好处，也就是能够帮助参与交换的人更快寻找到需要的商品，才会被接受的。人们为了再次交换的目的，而非使用的目的，来交换和保存自己不需要的商品，这些商品就是适销性更强的商品。
货币是这种行动下的产物。在各民族各经济体的历史发展是偶然的，与当时时空中市场交易者偏爱哪些商品，使之具备更高的适销性有关，这是历史的偶然。但货币诞生的逻辑是先验的，客观的。本章前半部分归纳了一些区域早期货币的历史，在介绍中引出了货币是有自发秩序形成的观点。人类的文字记录形成的太晚，在文字诞生以前，货币、法律、政府就已经产生了，所以所谓物物交换时代的经济，大都是一种推演。但货币一定是从无到有的，是一个过程。因为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其依赖于人对因果关系的认知。物物交换，在逻辑上一定存在，第一次物物交换可能来自两个敌对成员之间的无意之举，但形成市场机制，一定是因为关于交换的知识已经被足够多的人认识，人们认识到交换较之自给自足能带来更高的效用。第一次将某种适销性高的商品作为交换媒介使用，可能是偶然的，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前提下被迫的选择。但当人们发现，采用这种适销商品作为媒介能带来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换比率，得到更高水平的欲望满足，那么，货币现象也就诞生。商品货币早期的现象，在那些人类学探险者对原始部落的观察中，能够看到物物交换的遗风。但这并不能足以证实，这是所有经济体货币的共同起点。我们只能知道，只要货币不是神授的天启，那么他的发展一定是人行动的结果。人类的交换范围一定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货币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门格尔在书的正文和注释中，列举了很多民族早期的货币现象。但他没有了解过中国。在门格尔的时代，关于中国的研究并不发达。类似彭信威先生撰写的《中国货币史》那样的巨著还没有诞生。我在这里用门格尔的理论来推演下中国货币早期的发展过程。
上图是中国邮政80年代出的一套古代钱币邮票，都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古币，与汉字一样，具有强烈的拟物感。中国古代的拟物文化风格贯穿了货币和汉字，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录，这为中国早期货币的演变留下了可资考察的痕迹。第一张邮票是贝币，在非洲、亚洲、大洋洲、美洲都有贝壳作为货币的历史，货贝是主流，其他贝类也有之，我猜想很可能小范围的货币流通在人类走出非洲时就曾使用。但欧洲还没有考古证据说曾使用贝类做货币，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不多说。第一张右边是铜贝，用铜制造的贝形货币。贝币流行于荆楚一带，据说中华文明有两条线索，一个是从丝绸之路西来，一个是从东南亚沿海北上。贝币呼应了这样一条线索。
第二张到第四张是布币，是象形一种农具——铲，中原地区是农耕文化区。农具是最适销的商品，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五到第七张是刀币，刀币的流通区域都在边境。东夷北狄，临近游牧区和海上贸易区，刀剑的适销我们不难理解；最后一张是环钱，《中国钱币史》的作者彭信威先生认为，这象形一种纺轮，纺车的轴承是核心，不断磨损，对于维持纺车的可用性至关重要，其在男耕女织、抱布贸丝的地区无疑具备很强的适销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窥测货币诞生的过程——因为它是象形的，跟汉字一样。
要知道，在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不仅没有超市百货商店，连什么都能买到的大集也不是常设的。在远古时代，物物交易走向成熟也必然会出现规模化的集市。可以想象，集市一定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间设定的。这个地方可能有某种产业集中，比如养羊的大户可以设羊毛集市，围绕金属冶炼集中的地方可能有农具集市。也可能是宗教中心，比如庙会。可以想象，这种集市的管理者具有某种权力，他必然掌握某种有广泛需求的商品，才能吸引大家来购买。人们来到这种集市，每个人都会选择这种商品顺便再买点别的。为了方便交易，撮合供需，很可能集市的开始先要把一种主要商品出清。比如想要用粮食换蜂蜜的人先在铁器集市将粮食换成农具，然后在集市的第二阶段再拿着农具去换蜂蜜。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想要换农具的人，可以不参加第二阶段，直接走掉。当然，也会有穿梭于各个市场的行商调节各个市场的供需，他们也促进了货币的一体化。在各个市场都最具适销性的商品是商人的选择，在历史上这个选择就是贵金属，在中国则是铜。这样农具、或贝壳、或匕首、或纺轮就成为了这个集市的交易媒介（通货）。后期，随着交换的深入，市场的发达，冶金能力的提高，金属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被普遍需要，而且还可以熔炼反复使用，成为很多区域经济体的交换媒介。古希腊最早也是用小铜块作为货币，由于奥林匹斯宗教的传播，与神殿发生了联系，被铸上雅典娜等神灵的形象。而中国则是上面看到的拟物化铜币，至于这种拟物化是否意味着发行者承诺1：1兑换刀、纺轮、农具、贝壳，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没看过有类似的研究。这时候，货币正式从一种普通商品，变成了专门的一种特殊商品——钱。金币是一种金制品、铜币是一种铜制品，它是为了交易而被制造的。与为了其他使用价值制造的金钗、铜鼎完全不同。金和铜仅仅是钱的原料，而非货币本身。即便一可能存在着兑换商品的等价凭证性质，但由于钱的适销性大于商品本身，所以越来越少的人会把钱兑换成商品。最终铜无论铸成什么形状，与它直接相关的商品只有其原料铜。在自由铸币的汉武帝之前的时代，人们会通过熔币铸器和毁器铸币来调整货币供给与需求。调整的依据就是适销性。
在战国时代，市场发达程度有限，在不同场景流通不同的货币，货币流通的区域也有限。大抵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我觉得这里区分上中下的，是适销性差距。黄金在古代可以长途贸易的，中国出土过古罗马、波斯的金币。珠玉宝货不仅可以用于国际贸易，更是在政治交易中被广泛提及，比如价值连城的成语，就是说的和氏璧，鸿门宴刘邦给项羽送礼，也含有白璧一双这样的礼物。日本特产的勾玉，更是在古坟时代之前的上古，就是其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商品，远销朝鲜半岛。但只有刀布是最早的形式化的货币，也是事关民生柴米油盐的货币。
货币就是这样从商品中发展而来的，在不同区域由于不同的条件和文明形态，货币的选择各不相同，比如游牧民族的古老市场就曾以牲畜为一般交换媒介，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后来与汉地有了交流，茶砖就替代了牲畜。而非洲就更长时间的，用牲畜来交易。这种选择唯一的标准就是适销性，而适销性来自于这一经济体市场参与者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是行动的原因，货币是行动的结果。汉地俗话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但在游牧部落，牲畜曾经是那里的货币。乃至于南非总统姆贝基娶媳妇，还要按照古老的传统用牛羊计算嫁妆。
货币出现了，商品的货币价格现象随之出现，于是所有的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都有了一个货币价格。但对货币的种种迷思也随之出现。很多经济学派将货币作为商品效用乃至价值的尺度，以等价物的名义，让主观价值客观化。在奥地利学派的开山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我们的祖师爷卡尔·门格尔就在第八章货币理论的第三节，重点批判了这种观点。简单来说，市场价格是个假象，一个统计，永远有低于或高于市场价格的交易在同一市场发生，市场价格是对过去一定量（肯定有遗漏）的交易数据的统计，不能代表未来成交的价格。货币并非价格尺度，也不存在等价物的说法。但这个信息有意义，能够帮助行动人计算盈亏。无论它是否精确，无论它是不是代表未来，行动人可以用这个审视自己的行动，作为判断的一个质料来决策未来的行动。货币作为一个单位，使市场上的人和投资于更久远的未来的资本家，建立一张盈亏损益表提供了可能。没有货币这个单位，人们很难对更久远未来收益的损益做出计算，也就无法超过自给自足的范畴，以满足他人需求为目的对未来进行投资。这么说对初学者可能不够友好，我们还是举一些经验案例：
即使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价格的意涵也在于没人愿意用任何量的商品去交换任何量的另一种商品，只有在交换数量和交换比率符合双方的估值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交。从来没有人拿形而上的粮食去换取形而上的蜂蜜，交换都是一定量的粮食换取一定量的蜂蜜。如果1kg粮食换取100g蜂蜜，那么在这笔物物交易中1g粮食的价格就是0.1g蜂蜜，1g蜂蜜的价格就是10g粮食。但这个价格换算仅限于一个约束条件，也就是上一句话的定语“在这笔物物交易中”。
前面也提到了，在交易最闭塞没有中间媒介的市场，正好碰上蜂蜜与粮食的交易对会非常有限，这样在一段时间和空间内，竞价空间有限，不同时空价格差异会非常大。交易双方主要考虑使用价值，没有余地货比三家或长久打算。所以在物物交换时代，人们只会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将多余的蜂蜜拿出来交换自己更想要的东西。一个人很难对自己可以生产的a、b、c、d四种产品做出规划，不知道超额生产哪一种，在市场交换中更有利。
当蜂蜜与粮食互换，根据其交换的量的比例，双方互为价格。那么铁锤和蜂蜜也直接交换过，也有一个价格。大蒜与铁锤也直接交换过，也互为价格。但是大蒜与蜂蜜没有直接交换过，就没有价格，人们无法将这笔交易中蜂蜜与铁锤的价格与另一笔交易中蜂蜜与粮食的价格衔接起来推算铁锤与粮食的价格。因为这些物物交换都是偶然的，都是以使用价值为参考的，不具有普遍意义。所以人们还是会尽可能地自给自足生产自己需要的各种东西，交易不过是调剂和补充。有了货币以后，交易和生产的秩序就不一样了。
以前面举例农具来说吧，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要与农具直接交换，于是所有商品都可以与农具的价格来衡量。价格体现了市场上的交易者对不同财货的需求迫切程度。在同一时间，可以用通货价格对其进行公约比较。在物物交换市场，信息很难分析。100g蜂蜜一天的价格信息是1/2各铁桶、1kg粮食、一把锤子、两把剪刀。现在则是通过讨价还价，都折算成不同比例的农具，在同一个时期交易。
通过这个信息，生产者可以估算，在这一时期人们对蜂蜜的需求程度，随时调整自己的生产。进而放弃自己生产不那么有效益但自己有需要的东西，专注于生产市场最欢迎的商品，通过交换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这种生产当然是有风险的，因为价格仅代表当时的时期的需求，但对于行动人来说这点风险已经不重要了，不会阻碍人们据此行动，而物物交换的价格信息完全是无法琢磨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变化的。比如说当萝卜供需紧张价格上涨，白菜没有上涨。如果没有一个通货价格作为所有财货的直接价格来相比较，人们甚至难以决策这种供需的变化。当有通货价格作为公共单位后，人们很快能够通过价格变化，根据信息丰富自己的价值表，调整自己的行动，能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最优化的满足。要知道，人们的欲求是多种多样的，能付出的单位是有限的。比如一个人只能付出5个农具的财货。在没有通货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买昂贵的萝卜，他认为一车萝卜给他带来的满足大于5个农具带来的满足。但实际上，更便宜一点的白菜也能满足他的欲望，但是由于白菜没有与农具直接交易价格无法比较，他未必意识到这个信息。
当农具成为通货后，他意识到仅需3个农具一车的白菜更便宜，虽然如果没有白菜他也愿意付出5个农具换萝卜，萝卜还是排在农具之前，但是现在他是在一车萝卜与一车白菜加两个农具之间选择，能少用两个农具满足他对副食的需求，那么多剩下来的通货，就可以用来满足本没有满足的欲求。而由于这种调整能更快速的发生。价格也更稳定——萝卜的原竞争者因为价格的可比较退出竞争，本来没有想要白菜的需求者因为白菜的廉价加入竞争。我们所熟知的市场价格的联动关系就出现了，猪肉涨价能带动鸡肉上涨，只有货币价格才能让这种变化迅速的反馈到价格上去，促进生产者调整生产计划。
商品的货币价格的尺度意义，是对每个市场参与者而言的主观意涵，它作用于具体的人的行动，而非超脱个体的客观意义。门格尔的这本奥派开山之作，是货币理论研究的很好的开始。但架构确实比较粗犷。到了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才算成型。
货币既不是价值的尺度，也不是价格的尺度，货币价格只是一次交换中货币的量。相关问题，在价格理论章节中已经强调，在此不赘述。但是，当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作为一般交易媒介的商品后，确实带来了一种变化——市场参与者的行动模式变化了，人们（作为企业家）根据上一个时期的交换价格判断人们的需求做出主观上的判断，安排下一个时期货物供给的生产，这确实让供给变得更加稳定，不同时期市场价格的变化看起来不是毫无规律可言。这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而并非存在一个“市场价格”这样的实体化概念。
货币这一最适销的商品，也即是一般交易媒介有了新的用途——比如最重要，记账单位的用途。由于货币与市场上的所有商品，都直接交易，每一种商品的货币价格就成为一种特别容易搜集的信息。这种现象似乎是人们可以用货币来测量商品的价值。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看的，即便他们承认主观价值论，也把它看做是货币之前的远古经济学说，有了货币，主观价值就可以客观的测量了。但是我们知道，价格仅仅是交换的比率，每一次交换的价格都形成在买卖双方对交易物品的估值的反差区间之内（《国民经济学原理》第四章及第五章，交换与价格的理论）。这个区间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而市场价格不过是对一个确定的时空内的交易数据不完备的统计结果，这一统计结果无法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价值的测量尺度。在某个市场，一斤大虾五十元，只能说明，购买大虾的这些人对大虾的评值，高于他们所能想到的，50块钱的其他用途。旁边卖鸡蛋的，卖10块钱一斤鸡蛋，有成交。只能说明买鸡蛋的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一斤鸡蛋带来的效用，对他而言价值高于10块钱所能交易的其他用途。对于我来说，我喜欢鸡蛋胜过大虾，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我当然不愿意在钓虾上费力气，我对鸡蛋的评价更高。在货币经济中，因为有那么多在我看来品味差劲的人喜欢大虾，愿意用很多的钱买，我可能会放弃养鸡，而去钓虾甚至养殖大虾。是我的主观价值被客观的货币价值覆盖了吗？并不是。大虾成为我换取更多鸡蛋的手段，我还是偏好鸡蛋胜过大虾。
在货币经济体系下，我是否投身投资于大虾的捕捞、养殖，与我是否喜欢吃虾无关，而与我对大虾的市场价格判断有关，也与我的生产者禀赋有关。更重要的是，货币价格让经济计算成为可能，让生产结构与每个人的消费结构——即《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章中所谓的“财货所有”——紧密相连。无论我是否喜欢大虾，我只有让我的生产要素配置，也就是将我的财产包括我的劳动力投入到人们更需要的财货的生产上，才能获得利润。在市场上，每个人即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当一个人的生产要素配置背离了消费者需求，他就会赔钱，他的消费者财货的丰裕度也将受到影响，他必须妥协，放下或忘掉自己的品位和偏好，使用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生产者为消费者需求而生产。
大虾本身的味道与我没有关系，我关心的是大虾的交换价值，但如果没有货币这一媒介，我很难意识到大虾的交换价值的变动，在未有货币作为“记账单位”的物物交换市场，。即便货币本身的交换价值也在不停的变化，在同一时间更多的货币总能比更少的货币换到更多东西，无论货币行情是否足够稳定，只要它还是一般交换媒介，还是能让我们更方便的交换到所需之物的中介，人们就用它作为记账单位，不仅计算自己历史的损益，更预估未来的收入。
货币不是价值的尺度，价值决定人的行为，它并非用货币度量，货币只是在市场上获取财货的手段。价值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交换存在的基础，是人对财货的一种主观评估，它是一个人的主观排序，我认为甲物价值高于乙，乙物价值高于丙，除了能确认我认为甲价值高于丙之外，并不能在甲乙丙之间划出连续的线条并以刻度度量，价值不存在定量关系，也不存在单位，用数学的话来说，它是离散的而非连续的。
货币甚至不是价格的尺度，货币的本质是为了卖出而买入的交易媒介，其核心质量是购买力和流通性。但是这两个性质是不断变化的。每一样产品的价格都在变化，相对稳定仅仅是一种假象。今天的十块钱，与明天的十块钱购买力不同。而未来才能获得的钱与手中的现金本质上更是天差地别。
尤其是当人们作为企业家，为未来的需求而行动的时候，未来火币的购买力不可知，未来自己对财货的估值也会有不可预知的变化，而今天投入的是确切的资本和精力，货币哪里能具有尺度的作用呢？
但是，作为记账单位，货币及其价格信息足以满足每个人为自己的经济行动，建立一个价值表的需要。这个价值表并不需要客观，也不需要精确，甚至不可靠也无所谓，但对于人面向不确定性的企业家行动来说，足以够用。
为什么人们用货币作为记账单位？——无论是有形的账本还是心里无形的价值表？——唯一的原因就是货币这种商品的适销性，也就是《原理》所说的销售力。这就是货币理论的牛鼻子，只有找到它，才能正确理解货币理论。适销性是能够消解一切对货币起源神秘化的说辞的，因为商品的适销性来自市场参与者的主观价值，是市场参与者行动的产物，而非中心化命令的结果，也不是某个圣贤设计而来。正如米塞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中强调的，政府对货币的影响，是其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的间接影响。货币的适销性，不仅使之成为人们的一般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更使它成为最常用的支付手段。在人们发现货币之前，人类就有债务现象了。鲁迅说：血债要用等物来偿还。在未有货币之前，不仅仅血债如此，大多数债务都是这样。借米还米，借布还布，赊丝还丝。货币出现之后，几乎所有的债务——如果没有对利率的限制政策的情况下——无论借出的是货币还是其他商品，所归还的都是以货币计价。为什么？因为人们更在意财货本身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或者其本身的性质与形制。也就是说，只有市场中出现适销性赛高的“一般交换媒介”才会出现借鱼还钱的债务关系。因为不考虑交换价值，只考虑使用价值，人们对不同财货的估值是多变的，他的价值表是混乱的，就像还没有货币、交换概念的小孩子一样。所以，我很难认真对待将货币的本质解释成债务的理论。没有一般交换媒介给每个人一个有统一单位的价值表，分工交换就难以进行，更难谈到什么跨期交易和支付？只有当现货成为一般交易媒介之后，该财货的期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普遍的债务支付手段。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无疑是最具适销性的财货——也就是货币——已经被市场参与者们发现，并觉察到相应的因果关系之后的结果，这是逻辑上必然存在的先后次序。
同样，在世界货币这个职能上，自然也是以国内货币为前提。货币是市场的产物，是市场参与者行动的结果。那么世界货币自然是国际市场的产物，是国际市场参与者行动的结果。市场交换从全球人类所及的各个地区诞生和演化，不同地区的人采用不同商品作为一般交易媒介。中国的铜钱、内亚的银币、中世纪欧陆的金币、古非洲的贝壳、中国四川地区的铁钱等等……，由于地理、文化、宗教、政治等因素，市场被相对的割裂为不同的部分，各个区域内的一般交换媒介各不相同。但在跨区域市场，并不是每一种区域货币都能成为跨区域的一般交换媒介，也就是世界货币职能。
事实上“世界货币”这个说法，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来看是有问题的概念。货币与财货、商品等经济学概念一样是有主观性质的概念。欧洲冒险者来到黑非洲，发现非洲土著对闪闪发光的东西和金属工业制品的偏爱，愿意用在欧洲人眼中价值不菲的木材、矿石、奴隶换取闪闪发光的玻璃球、小刀之类工业品。于是，两个区域市场对接了。有人专门从事跨区域贸易：欧洲商人计算损益的单位是金币，因为在他的理念里，大洋彼岸有太多的东西都能用金币方便的购买，无论是他需要的享乐品，还是准备吃进的非洲傻子稀罕的玻璃球；非洲商人计算损益的单位是贝壳，因为在他的知识里，大陆深处有很多非洲黑同胞能够提供各种白人傻子需要的土特产，而这些人更接受贝壳付账。然而，总体上，白人商人主导着这个市场，随着贸易的发展，不是非洲商人去大洋彼岸交易，而是白人的秩序向内陆扩展，所以经验上金币是世界货币。但实际上，它仅仅是多数从事世界贸易的商人接受的货币。
什么样的经济体能在世界贸易中起主导地位，一定是市场分工更深化，经济活动更自由，更有利于资本形成的国度。这样的国家的货币，具有世界货币的作用。而当这一地位开始被削弱，那么其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就会受到威胁。
当商品成为货币，也即是一般交易媒介，人们对这种商品也有了新的额外的需求，即现金余额需求。人们总会为未来考虑，储存一些财货。比如为了季节原因，在秋季腌晒蔬菜，为取暖储存干柴。在我小时候，一个大家庭秋天采购萝卜、白菜和煤炭是以吨计算的，整个家庭老幼都需要连续数十天，热火朝天的投入各种工作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家庭的储存量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知道可以用钱买到。这仅仅是一年四季轮回的储备，还有更广泛而更不确定性的应急储备需求，就是生老病死、天灾战乱。在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没有破落的家庭都需要储备各种应急物资，当然也会储存钱财，随着市场的发达，物资的储存越来越少，我们可以用钱来解决。因为灾难是不确定的，不仅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也不知道以什么形式到来。仅仅是满足人们温饱生存这一基本需求，就需要多种财货的支持，谁也不知道灾难来临的时候，哪一种最稀缺。如果储存错误，就完全浪费了资金，这个决策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太难了，稍有不慎就危及生存。但在商品社会，我们相信，所有财货都可以用钱买到，稀缺财货会昂贵，充裕的财货会比较廉价，这个昂贵和便宜都是相对于货币的交换比率来说的，货币就是其中位数。一般人储存食品可能会变质，储存木柴可能反而导致火灾，普通人自建冷库和消防设施是不经济的，不如交给市场专业人士来做。写到这里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翻下书，就是《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二章经济与经济财货一开始说的：人类预筹问题。无论是不确定的灾难，还是可以确定地未来因为衰老，导致劳动能力降低的困窘，这些预筹问题在货币诞生后，都可以通过储存货币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贮藏手段”。
但这种手段与其他手段（比如储存具体的消费财货）一样，并不确保能够满足未来需要，不确定性不会因为人们为之预筹而消失。财货的货币价格随着市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货币本身的价格同样如此。乃至于，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未来货币地位是否能维持也不真的确定。
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把货币本质归结于债务或账本的说法的一个荒唐之处。一些人把人们卖掉货物和服务获得货币，比喻成从市场收得一笔债权，当他拿着贮藏了或长或短一段时间的货币去买东西，说成是行权兑现。这个比喻的唯一作用是便捷的得出信用扩张是欺诈的结论。但是，这种说法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惑和阴霾，因为它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每一笔债务都有明确的兑付时间和金额的，然而货币的“债务”绝非如此。为了满足未来欲求而存储货币，是一种面向不确定性的企业家行动，未来能买到的东西更少，并不能说成市场违约了，仅仅是企业家行为的通常结果——亏损。
人们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出现了适销性、流通性最强的商品，人们把它作为衡量盈亏的单位，即货币。为了应对未来需求，人们开始积攒货币。与此同时，由于财货具有了货币的性质，而在使用价值之外增加了货币余额的需求，价格上涨，也在吸引着生产者生产货币。只要这种生产不是来自特权，就不能说是欺诈行为。虽然米塞斯论述了，货币不存在是否够用的问题，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满足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生产货币、新增货币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货币不存在数量不够用的问题，并不是说诚实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固定的。
由于市场的存在，人们对货币有需求——比如某种黄金或青铜制品是一般交易媒介的话——人们有动机用更多的黄金或铜来铸币使用。从事这种产业的人与从事其他财货的人一样，面临着亏损的威胁。其生产需要成本，其销售面临竞争。这样的货币无论产能如何，都不能说是不诚实的。对于货币贮藏者来说，这是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市场性风险。就像囤货以备天灾人祸物价上涨，货品稀缺的商家一样，可能迎来的是生产力上涨带来的价格变化。
虽然货币的生产者与今天的央行一样，在货币非中立的市场过程中占据优势，但由于不具备垄断地位，这个优势并非绝对。因为他不是大权独占的最终贷款人，而是像受惠于央行的贷款企业一样，同样要面对货币增量的长远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以到期还贷的形式约束，而是以更及时的亏损来束缚。
正如鲁宾逊为自己生产不会弄虚作假，当他准备去市场交换，为他人生产商品的时候，却可能起坏心思。商品成为货币也会吸引更多人造假，给人们增加麻烦。这就出现了货币纯度问题，似乎与金属的使用价值相关。在米塞斯的《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米塞斯指出当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其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不相关。事实上假币的危害不在于其使用价值相较于真币的缺陷，也不在于其导致货币增量，而在于对生产结构的影响，而这又是足以用一本书单独论述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货币纯度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在过去的历史时期，朝廷在经济层面权威较弱的时期和国家，市场会演化出种种机制来解决。民国时期金条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票号的刻印，票号的信用是市场决定的，无论它的印鉴容易仿造还是他们自己弄虚作假，都会影响他们的金条的流通价格，而如果他们能够控制防伪并诚实标明成色，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家金条的市场溢价获利。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米塞斯介绍了古代欧洲商会设立机构和机制检验各种货币成色变化的问题。在清末万国金币银币进入我国市场的时候，我国也是用这样的机制，在张家骧先生的《中华币制史》中有图表和记述，一般而言这种机制下，个案问题肯定时常出现，但并没有出现什么系统性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警惕。然而，在朝廷在经济生活中有重要威权的时代和国度，往往由朝廷垄断货币。很多人像科斯一样认为依靠朝廷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好办法，这种观念无法得到经验事实的验证。古罗马的银币变铜币的历史众所周知，古中国则更直接，采取大泉当千策略。人们对货币余额的需求导致储蓄的购买力被不断剥夺。但货币只要还是适销性和流通性最强的商品，就仍能保持其货币地位。有人说这是暴力强制的结果，但我说政府暴力强制的权力与通胀的权力有共同的来源，就是人们的观念，所以两者并非互为因果。政府指定的劣币成为最具适销性和流通性的商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要使用它纳税。政府成为重要的市场参与者，以至于其指定的交易媒介很容易成为一般交易媒介，暴力是锦上添花的手段。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自己发行的货币作为纳税的货币，即便暴力手段依旧有效，其货币也难以流通。唐朝和明初都曾经推行过官方纸币，但由于自己收税都不爱要，最终没有成为真正的货币，仅是一种抢劫手段，纸币在市场上只能折价流通，最后因磨损而退出。永乐削藩以来，皇明的集权程度在不断加强，武德充沛乃至犹胜蒙古。纸币无法成为流通货币并不是暴力不足的原因，而是适销性很低，是因为它的发行者——朝廷——都拒绝用它来纳税。对于货币来说，暴力是不完备的，但朝廷能够维持起码的信用，就必须把自己弄出来的大泉当千咽进肚子里。发的交子会子关子如果自己收税不收，还不能按时兑付，暴力不足以让市场参与者接受这种法令货币。这也是为什么弱宋可以勉强维持官交的流通，皇明却不可以。
货币不是权力的产物，市场也不受强权支配，政治不是市场的基础，而是市场秩序扩张的手段（好的政治），或者是它的干扰项和需要克服的问题（坏的政策）。市场上的人总会想办法克服这些阻碍的影响。
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现金余额变成能够不贬值（对货币而言就是升值），但又相对比较好出手的财产。古代是金银乃至可以免税的僧道度牒，现代是房产股票乃至茅台片仔癀之类，它们不是货币，被称为资产。作为保护购买力，更好的满足我们为未来所作预筹的工具，其适销性和流通性虽不及货币，但在此经济体内一定处于一个非常适销、便于流通的地位。曾几何时，只要降价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是一个常识。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这个事实，也导致房子成为最好的投资品。当这个观念改变，最好的投资品也会改变。
本来追求现金余额的一般人是不需要费尽心思寻找资产停靠的，尤其对于普罗大众和升斗小民，货币和资产之间的兑换有成本，资产往往有比货币更高的持有门槛。一般老百姓抗风险能力较低，而资产的价格波动一旦发生在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是惨痛的损失。普通人只需要储存货币就可以了，但人们的错误观念导致货币被权力支配，人们被迫背负上更多的判断力责任，否则就将面临着必然的亏损，这使所谓的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称为一种自然而然地现象。
渐渐的，人们认识到存储资产是发家的必由之路，货币本身也会开始变化。首先是大宗交易将更多采用某种资产；然后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将某种资产作为储蓄手段，无论是金珠还是戒指、手镯，无论什么阶级层次，想要不败家就不能只积攒铜钱，这个共识的建立等同于将金银土地等资产看做是高于货币的“上币”。这个上币的价格因为需求的稳定而稳定，最终“下凡”成为货币。
我们看明朝的宝钞，金额是多少多少贯，多少多少文。正如门格尔说的那样：“国家的权力是公认的，同时对于伪造者国家又拥有惩罚的权力。”，在宝钞上直接印了惩罚措施：“使用伪造者斩”，同时奖励举报：“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检举的人不但能够得到赏金，还能得到犯罪者的财产作为奖励。但是，赏金并不是奖赏铜钱或宝钞，而是白银。在明朝，连户部也认为奖励250两白银是比奖励同等牌价铜钱或宝钞更有效的激励，那么在明朝中晚期，白银替代铜钱成为一般交换媒介也就可以理解了。但铜钱继续存在，直到孔乙己生活的年代还有流通，但其不再是人们经济计算的单位，而是辅币。
货币是什么？是个经济学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它是商品，它是流通性和适销性最强的商品。那么什么商品适合成为货币？这是个技术性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理论上，货币不存在是否够用的问题。货币技术层面却存在钱找不开和分割成本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的10元纸币细分为1元、2元、5元三种小额面额纸币就是经济的，印制3元、7元、9元就不那么经济。在商品货币时代，布帛、粮食、铜钱、铁钱都曾经是辅币，也曾经是货币。布帛、粮食曾经是货币（在六朝和隋唐），也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作为铜钱的辅币；铜钱曾经是货币，但也曾是金银的辅币。它们都有交易媒介的作用，但只有被市场参与者普遍视为估算经济行动损益的单位的交易媒介才是货币。也正因为如此，不诚实的货币能够误导人的行为，破坏生产结构的优化进程。过去几个月，比特币涨得很厉害，但如果以比特币为本位计算的话，看到的就不是比特币上涨，而是我们的收入下降得厉害。这就是视角不同，世界也不同。当然，我不是说比特币成为货币的条件已经成熟，也无意在这里推广，不构成投资建议或不投资建议，仅仅是一个随便捡来的例子。在铜钱被操纵的时代，如果人们以金银计算损益，同样会发现实际收入的降低。这种意识会改变人的行动方式，或者说，如果意识不到因为劣币不受一般投资回报率束缚，就会被虚假的利润欺骗。
你可能觉得一年生意还可以，虽然疫情影响，但账面上赚钱了，觉得很不错，过个好年。过年走亲访友问候同行，你发现大家都赚钱了，你可能还没觉得不对。然后你来年回到工作中，准备进货、招人继续做生意，发现你非但你预留的利润不足以维持现有的生意规模，把分红倒回去都不够，什么都涨价了，你才发现原来你早就亏损了，这时候再调整已经有些迟了。
无论是鲁宾逊小岛，还是鲁宾逊社会，生产为消费服务。在鲁宾逊们组成的这样广大的分工社会中，人们为其他人的需要生产，通过分工协作建立了生产体系，这就是生产结构。但这个生产结构是为了每个鲁宾逊具体的消费需求服务的，也就是服务他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总是在变，比如疫情原因让鲁宾逊们不愿意去饭店吃饭，而改用社区团购的方式自己下厨。由于财政补贴的存在，饭店老板可能虽然生意清淡，但账面上有利润，还在继续维持。但是做社区团购的，可能已经有了账面上100%以上的高利润。如果没有垄断货币权力带给货币机关补贴的超能力，饭店老板会更早的关掉饭店，将劳动力和资金解放出来服务于其他人们需要，却还没有得到满足的事业。
人们自愿交换形成的价格信息，通过货币这一交换媒介，能够让每个鲁宾逊更及时的理解彼此的需要，甚至不需要理解其内容，也可以及时的行动来满足。货币被权力干预，价格被政策扭曲，货币的职能被车裂，就算我们能够买资产抗通胀，社会分工合作劣化带来的损失，谁也逃不掉。我们本应有更丰盈的现在和未来。
最后说一下，我在《一课经济学》讲读《国民经济学原理》正文部分算是讲完了，准备囤到完结一起学的朋友，可以开整了，我最多还会更新一下总结和答疑篇。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讲读也在这一季，换了讲读人开始更新。大家可以去订阅下精读第二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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