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相信：……不受欢迎的税收和众望所归的支出有办法两全其美，那就是通货膨胀，这说明了脱离金本位的根本原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在健全的货币体系下，政府的运作方式是被20世纪的传媒喂养大的几代人无法想象的：政府必须对财政负责。没有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帮助政府偿还债务，政府就必须像任何健康的实体一样，预算制定要遵守正常的财务规则。这些规则正是货币国家主义者试图颠覆和国家教育试图混淆的对象。

今天的人都是在20世纪全能政府的宣传中长大，通常很难想象用个体的自由和责任代替政府包办的世界。然而，在人类取得最大进步和最多自由的时期，世界是这样的：政府的权责仅限于保卫国家边界、私有财产和个体自由，每个人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做出自己的选择，独自享受收益或者承担代价。在考虑这样的社会结构会带来什么结果之前，我们先审视一下政府是否应该管理货币供给的问题。

政府应该管理货币供给吗

所有主流经济学派和政党都认为，政府管理货币供给是毋庸置疑的初始假设。然而，这个观点没有任何现实证据的支持，而且每一次管理货币供给的尝试都以经济灾难告终。货币供给管理是将问题伪装成答案，是用情绪化的希望取代理智，是政治上向选民兜售免费午餐的根源。

对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货币国定说的支持者来说，货币就是国家指定成为货币的东西，如何使用货币是国家的特权，于是印刷货币并支出以实现国家目标也是题中之义。于是，经济研究的目的变成：如何“最好地”扩大货币供给，以及要达到什么目标。但是，在民族国家兴起千年以前，黄金就被用作货币了，这一事实足以驳斥上面的货币理论。央行仍在持有并积累更多黄金储备的事实证明，尽管黄金没有政府的加持，它的货币属性依旧坚挺。无论货币国定说的支持者对这些事实有何高论，过去10年比特币的持续发展和成功，都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理论的失败。尽管没有任何权威当局的认定，比特币单纯由于自身可靠的适销性，就已经获得了货币地位，价值也超过了绝大多数政府背书的货币。

现在政府认可的主流经济思想有两个流派：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大相径庭，在激烈的学术斗争中互相指责对方不关心穷人、儿童、环境、不平等或其他流行词汇。但他们都认为两件事毋庸置疑：首先，政府必须扩大货币供给；其次，本派应该获得更多的政府拨款，以便继续研究真正重要的大问题，为第一条真理找到更有创意的实施方法。

应该理解这两种思想流派不同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知道他们如何得出了相同的错误结论。凯恩斯是一位不怎么成功的投资者和统计学家，尽管他最著名的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内容被提升为奠定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真理。他理论的起始假设是，决定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指标是整个社会的总支出水平。当社会共同支出很多时，支出会刺激生产者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会雇用更多的工人，达到充分就业。如果支出上升太快，超出了生产者增产的能力，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整体物价水平上升；与此相反，当社会支出太少时，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解雇工人，从而使失业率增加，最终导致经济衰退。

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是总支出水平突然下降造成的。凯恩斯不怎么擅长因果关系和逻辑，所以他从不打算解释一下为什么支出水平会突然下降，只是创造了另一个著名的笨拙的说法。他把支出水平的下降归咎于“动物精神”的衰退。直到今天，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动物精神是指什么，或者也没人知道为什么动物精神会突然衰退。当然，这只说明国家资助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连解释什么是动物精神，或者为其寻找现实数据佐证的工作都没做。研究动物精神对学术生涯大有裨益，但是对任何真正试图理解商业周期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坦率地说，通俗的心理学无法替代资本理论。

通过“动物精神”这个说辞，凯恩斯不必寻找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于是摆脱了枷锁，开心地推销他的解决方案。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失业率上升，病因就是总支出水平下降，药方就是政府刺激支出，从而增加产出，减少失业。刺激总支出有三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凯恩斯主义者普遍不赞成减税。减税被认为是效率最低的方法，因为人们不会将所有节省下来的税收用于消费，一部分钱会被储蓄下来。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储蓄会减少支出，对寻求经济复苏来说，减少支出简直不能忍受。政府的使命是通过扩大开支和印刷钞票，将高时间偏好强加给社会。鉴于在经济衰退期间难以增加税收，政府收入无从增加，增加政府开支很快就演变成了增加货币供给。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每当经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增加货币供给总能解决问题。无须担心通货膨胀，因为凯恩斯“指出”（毫无意义的假设）只有支出水平过高时，才会发生通货膨胀，现在失业率高启，说明支出水平太低了，怎么可能通货膨胀呢？长远来看，凯恩斯主义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后果，但是完全无须担心未来的事情，正如凯恩斯对高时间偏好所做的最著名的辩护：“长期来看，那个时候我们都死了。”

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也有站不住脚的时候。如果凯恩斯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必然会得出：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不会同时出现。但事实上这种状况多次出现，最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保证药到病除，尽管从尼克松总统到“自由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全美国都支持这种做法，并且，在试图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时，政府简直把“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标签堂而皇之地贴在了自己身上，但结果是，通胀在咆哮，失业率依旧在上升，这完全颠覆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此消彼长的观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政府认可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思想流派是货币学派，它的思想诞生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自由市场，他们树立弱小、温和的稻草人论点，营造虚假的理智辩论氛围，然后持续、全面地反驳，单方面宣布胜利，扰乱那些对自由市场好奇的人认真思考。与凯恩斯主义者相比，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占比非常小，但是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言论空间，看起来仿佛和凯恩斯主义一样人多势众。在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基本假设上，货币主义者基本上认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但是他们在凯恩斯模型的结论中发现了一些精细复杂的数学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让他们觉得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还不够，于是他们斥责凯恩斯主义者无情、不关心穷人。

货币主义者普遍反对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增加支出来减少失业的做法。他们认为，长远来看，增加支出会引发通胀，减少失业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货币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过减少税收刺激经济，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能够比政府支出更好地分配资源。虽然关于减少税收与增加支出的争论热火朝天，但实际上，这两项政策都会导致政府赤字增加，而政府赤字只能通过将债务货币化来化解，结果都是货币供给增加。不过，货币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政府需要严防货币供给快速收缩和（或）物价水平下降，他们认为这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物价水平下降，或者采用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更喜欢的说法“通货紧缩”，将导致人们囤积资金，减少开支，导致失业率上升，造成经济衰退。货币主义者最担忧的是，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崩溃。由于和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厌恶因果关系，所以货币主义者的药方就是，央行必须尽竭尽所能确保不会发生通货紧缩。对于为什么货币主义者如此害怕通货紧缩的权威解释，请参阅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2002年发表的题为《通货紧缩：确保“它”不会发生在这里》的演讲。

这两个学派的贡献之和是全世界大学本科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教授的共识：央行应该以可控的速度扩大货币供应量，鼓励人们消费，从而让失业率保持在低位。如果央行收缩货币供给，或者未能“适当”地扩大货币供给，那么就会陷入通缩螺旋，降低人们的消费欲望，从而影响就业并导致经济下滑。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讨论环境，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教科书甚至不曾考虑过是否应该增加货币供给的问题，它们假定货币供给增加是一条公理，直接讨论央行如何管理货币供给的增加，如何决定利率。今天普遍流行的凯恩斯信条是，积极消费和支出，满足眼前的需求。通过持续不断地扩大货币供给，央行的货币政策降低了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鼓励人们积极消费，同时减少储蓄和投资。这种导向的真正影响是全世界普遍地炫耀消费文化，人们在生活中购买越来越多的并非真正需要的物品，假如停止消费的话，只能看到自己的储蓄不停贬值，那么及时行乐就是正确的选择。财务决策也反映在其他地方，人们生活中各个方面时间偏好都在提高：货币贬值导致储蓄减少、借贷增加，在经济生产、艺术文化活动中出现更多的短期主义行为，也许最具破坏性的是，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降低，导致食物的营养水平不断下降。

与这两派截然不同，古典经济学是全世界数百年学术研究的结晶，汇集了苏格兰、法国、西班牙、阿拉伯和古希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今天，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黄金时代的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们，通常将之称为奥地利学派。不像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执着于严格的数值分析和数学诡辩，奥地利学派注重用因果关系建立对现象的理解，并从可论证的真实公理出发，用逻辑推导结论。

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从市场中产生的，货币是市场最广、销路最好的商品，持有者可以轻松地以有利的条件将其售出。能保值的资产优于会贬值的资产，如果储蓄者想要选择交易中介，他自然倾向于选择能保值的资产充当货币。网络效应意味着最终只有一种或几种资产可以成为获得广泛认可的交易中介。米塞斯认为，没有政府控制是构成货币健全性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政府控制货币的话，只要人们用这种货币储蓄财富，政府就会时刻面对将货币贬值的诱惑。

在第八章将谈到，比特币的总供给量有一个硬性的上限，中本聪显然更多地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影响，而不是被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论述所左右。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数量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货币单位是无限可分的，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足以支撑任何体量的经济，真正重要的是货币对实物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而不是货币数量。正如米塞斯所说：

货币提供的服务取决于其购买力的大小。人们想要的不是持有一定数量或重量的钱，而是持有一定的购买力。市场决定了货币的最终购买力，货币的供需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平衡，永远不会过剩或短缺。个体和社会总体总是能充分享受到间接交换和货币带来的好处，无论货币总量是大还是小……货币提供的服务不会因为货币供给的改变而变好或变坏……整个经济体系中可用的货币数量总是充足的，足够保证每个人都享受货币的便利和功能。

罗斯巴德同意米塞斯的说法：

倘若货币供应量不变，世界将类似于18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那时候的特点是，工业革命成功爆发，资本投资增加，商品供给增加，同时物价水平和生产成本下降。

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是固定的，那么经济增长将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延迟消费的话，人们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的世界确实就像凯恩斯主义者担心的那样，会抑制即期消费，但它也会鼓励人们储蓄和投资，未来会发生更多的消费。作为一个沉迷于高时间偏好的思想流派，凯恩斯自然无法理解，尽管现在储蓄的增加会带来当下消费的减少，但过去增加的储蓄也会带来当下消费的增加，而前者的效力小于后者。低时间偏好的社会投资更多，会为其成员创造更多的收入，长期来看，不断延迟消费的社会最终会比低储蓄社会消费得更多。即使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长期来看，低时间偏好的社会最终也会有更高的消费水平和更大的资本存量。

如果社会是“棉花糖实验”中的小女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寻求的是改变实验设定，让克制的小女孩得到半个而不是两个棉花糖，克制换来的不是奖励而是惩罚，让自制力和低时间偏好适得其反。沉溺于眼前的快乐成了经济上更可取的行为，这种变化会随后反映在整个文化和社会上。与此相反，奥地利学派通过宣传健全货币，让人们正确认识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权衡：如果等待，小女孩将得到更多的奖励，使她得到更持久的快乐，鼓励她今后通过延迟满足获得更多的收获。

货币升值时，人们对消费更加挑剔，会将更多的收入储蓄下来。炫耀性消费、将购物看作疗伤手段的文化，不停地需要用更新、更华丽的廉价塑料垃圾来代替旧的塑料垃圾，这种文化在货币升值的社会中无法立足。货币升值的社会会降低人们的时间偏好，让他们在钱的使用上更加注重未来，教会他们更加珍惜未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社会不仅会引导人们进行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在道德、艺术和文化上也会让人们更加注重长远。

货币升值会鼓励储蓄，因为储蓄会增加购买力，因此，它会鼓励延迟消费，带来更低的时间偏好。与此相反，货币贬值让人们为了战胜通货膨胀而机关用尽，种种努力不可能稳妥无虞，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增加，投资者对风险越来越不敏感，最后带来的是更大的损失。货币价值稳定的社会通常会产生低时间偏好，让人们学会储蓄并思考未来，而高通胀和货币贬值会提高人们的时间偏好，让人们忽视储蓄的重要性，而专注于及时享乐。

此外，货币升值的经济体只会投资实际回报率高于货币升值率的项目，这意味着只有预期会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项目才能获得资金支持。相比之下，货币贬值的经济体会鼓励人们投资那些没有真正回报，所谓回报只是相对于货币贬值而言的项目。那些只是战胜通胀但没有提供实际回报的项目实际上消耗了社会的资本存量，但对投资者来说仍然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他们资本减少的速度比货币贬值的速度慢。这些投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的“不当投资”——只有在通货膨胀和人为压低利率期间才显得有利可图的项目和投资。一旦通货膨胀率下降和利率上升，项目无利可图的本质就会暴露出来，带来繁荣-萧条周期中的萧条的那一部分。正如米塞斯所说的那样：“繁荣中，不当投资浪费了稀缺的生产要素，过度消费减少了可用的资本存量。所谓的幸福，是用贫困支付的。”

这一阐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当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支持政府发行可以按需扩大供给的弹性货币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将黄金用作货币。对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全世界央行都使用法定货币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观点的优越性。对奥地利学派来说，恰恰相反，政府只能采取强制措施禁止使用黄金并强制用法定货币的事实，恰好证明了法定货币劣于黄金，无法在自由市场取得成功。这也是所有繁荣-萧条商业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除了援引“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没有解释经济衰退的原因，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发展出唯一能够连贯解释商业周期成因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

正如第四章讨论货币的历史的时候所说的，央行控制货币的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到来，这并非巧合。有三个基本原因构建了不健全货币与战争之间的关联。首先，不健全货币本身就是各国之间贸易的障碍，它在各国之间扭曲货币价值，使贸易流动成为政治问题。其次，政府掌握了印钞机，就可以挣扎到完全摧毁了货币的价值，才不得不停止战争，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耗尽了自身持有的资金就只能结束冲突。在健全货币的环境中，政府有多大战争潜力取决于它能收到多少税款；在不健全货币的环境中，只要货币价值还没被完全摧毁，政府战争潜力的上限就是印钞机运转的速度，因此政府能够更轻易地挪用社会财富。最后，像第五章讨论的那样，使用健全货币时，人们的时间偏好会降低，会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冲突。

个体可以交易的市场范围越大，他们的生产就越专业化，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也就越高。同样的工作量，在10人的原始经济中工作获得的生活水准比在1000或1000000人的大市场中低得多。生活在自由贸易社会中的现代人，从事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能够每天只工作几个小时，而且赚到的钱足够从地球任何一个生产者那里购买想要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只需要想象一下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就能深刻理解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自给自足，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基本生存都会成为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将时间花费在为自己生产基本生存所需上面，低效而浪费。

货币是贸易的媒介，也是贸易扩展到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之外的唯一工具。为了使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相互贸易的群体之间需要以健全货币的形式进行计价。使用共同货币的区域越大，该区域内的贸易就越容易、越充分。通过在彼此繁荣中共享收益，人们得以在互相贸易中和平共处。当群体之间使用不同类型的不健全货币时，贸易就变得复杂起来，价格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化而变化，贸易条件变得不可预测，跨境贸易的计划也常常事与愿违。

低时间偏好的个体更关注未来，与更关注当下的个体相比，他们会更少地卷入冲突。冲突的本质是破坏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明智的、未来导向的人明白暴力冲突没有赢家，因为即便是赢家，也可能比一开始就不参与冲突损失得更多。文明社会的前提是人们尊重彼此的意愿，如果有冲突，他们会尝试和平解决。如果找不到友好的解决方案，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互相回避，而不是继续敌对和冲突，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繁荣的文明社会通常不会见到太多的犯罪、暴力或冲突。

在国家层面，健全的货币真正限制了政府资助军事行动的能力，使用健全货币的国家更有可能和平共处，或者彼此之间只发生有限的冲突。在19世纪的欧洲，想要互相斗争的君主若想为军队提供资金，就必须向人民征税。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对那些建立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君主是有利的。相比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总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占据优势，因为防御者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靠近人民，靠近补给线。专注于防御的君主会发现，他的人民愿意纳税，保家卫国，赶走侵略者。热衷于持续的国外征伐以自肥的君主，可能会面对人民的怨恨，并遭受客场作战的巨大损失。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20世纪是有史以来战争最惨烈的世纪。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分析了过去5个世纪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并发现20世纪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最多。在金本位时期，即使主要的欧洲国家互相开战，战争也通常是短暂的，并且是在职业军队的战场上进行的。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战争是19世纪欧洲一次重要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9个月，造成约15万人死亡——大约是20世纪被政府发行的软通货持续供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每周的死亡数字。在金本位制下，政府只能通过税收为战争筹集资金，那时候的欧洲政府只能在战前积攒所需的资金，尽可能高效地武装自己的军队，并为了获胜殚精竭虑。一旦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一方倾斜，另一方如果试图增加税收重整军队以扳回局势，会面临后勤和经济上的更大失败，最好的办法是以最小的代价媾和。19世纪最致命的战争是拿破仑战争，它发生在欧洲正式采用金本位之前，法国大革命愚蠢的通货膨胀实验之后（见表7-1）。

目前，所有发达经济体中都有大量军工企业专门将战争做成生意，靠持续的战争生存壮大。它们完全依赖政府订单，所有发展都是因为持续的战争带来不停增长的军事开支。比如美国，国防开支几乎等于地球上其他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大量订单被这些军工企业拿走。让美国政府介入某种形式的军事冒险或其他活动，符合这些军工企业的既得利益。这比任何战略，无论是文化战略还是意识形态战略，又或者是安全行动，更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介入了世界许多地区，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冲突。只有使用不健全的货币，这些军工企业才能发展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至于可以影响媒体、学术界和智库，让他们不停地为更多的战争擂鼓助威。

有限政府与全能政府

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横贯5个世纪西方文明的巨著《从黎明到衰落》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视为西方衰弱、衰败和灭亡的关键转折点。正是在这场战争之后，西方遭遇了巴尔赞所说的“大转折”，“自由主义”的称号被自由左派盗取，冒充者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宣扬与自由主义精神南辕北辙的主张。

自由主义原则是，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现在所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都将自由主义重新解释为自由左派的主张，这种变化把该词的意思都搞乱了。

自由主义主张的政府的作用是让每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享受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回报，也承担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而自由左派则宣扬激进的概念，主张政府的作用是让人们放纵欲望并且保护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政府被重塑为满足人们愿望的精灵，人们需要做的只是投票选出想要实现的愿望。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世界上的主要大国纷纷在经济和思想领域转向民族主义，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莱维（Élie Halévy）定义的“专制时代”自此开始。他们转而采用工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压制被视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思想的同时，在埃利·阿莱维所称的“热情的组织”里积极散布民族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概念的政府只有在使用健全货币的世界里才可能实现，因为健全货币自然会形成对政府的威权主义和越权行为的约束。只要政府只能通过向人民征税来获取资金，它就必须将自身运作限制在人民认可的范围内。政府必须保持预算平衡，始终把支出控制在税收收入的范围内。在健全货币的社会里，政府依靠人民的同意支持其运作。每一项新的施政提议都必须通过预付税款或出售长期政府债券的方式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人们可以准确地衡量这些行政举措的真实成本，比较与未来收益相比此刻的支出是否划算。对于合理的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些工程的好处，政府寻求征税或者发售债券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增税来为君主奢侈的生活买单，就会在民众中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危及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使其统治变得不稳定。政府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越繁重，人们就越有可能抗拒，征税成本也会大幅上升，甚至人们会奋起反抗，用选票或子弹推翻这个政府。

因此，健全货币是给政府带上的诚实和透明的紧箍咒，将政府的统治限制在人民希望和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健全货币让全社会诚实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计算任何组织、个人取得成功所必须负有的经济责任：消费必须以生产为基础，量入为出。

与此相反，不健全的货币允许政府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取得大众乐见的“成果”，通过贿赂选民换取效忠和支持率。政府只需要增加货币供给，就可以为任何轻率的计划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么做的真正代价，只有在几年以后，货币供给的膨胀导致物价上涨时，人们才会有所察觉。这时候，货币的贬值又常常被轻易地归咎于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常常是外国敌对势力、神秘银行家、某些少数族群、前任或下一任政府的阴谋。在不断面临选战压力的现代民主政府手中，不健全资金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工具。现代选民不太可能支持那些对施政计划的成本和收益开诚布公的候选人，他们更可能倾向那些承诺免费午餐，并将代价归咎于前任或者阴谋论的候选人。因此，民主变成了一种巨大的错觉，人们试图通过给自己的免费午餐投票，来凌驾于经济规则之上。当免费午餐要付的代价终于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方式降临时，他们被操纵的愤怒就对着替罪羊喷泻而出。

不健全的货币是大多数选民和在大学阶段学习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人所相信的现代虚妄的核心：政府行为没有机会成本，政府可以用万能的魔杖创造它想要的现实。很多政府行为，无论是强制的道德要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变革他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还是对某些情感上很重要的商品的供求规律置之不理，这些行为都没有成本，只要有“政治上的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杜绝腐败就可以实现。不健全的货币已经从那些考虑公共事务的头脑中消除了权衡和机会成本的概念。指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会让普通人震惊：所有你为之投票的美好事物都不可能被你喜欢的政客或者他的对手无中生有地凭空召唤出来。它们需要由真正的人来提供——这些人需要每天早早醒来，花上数天甚至数年的时间努力生产你想要的东西，在这段时间，他们不可以生产其他的可能自己更喜欢的东西。虽然从来没有政治家因为承认这一现实而赢得选举，但投票箱不能改变最根本的人类时间的稀缺性。任何时候，政府决定提供某种东西，都不会额外增加经济产出，它只是意味着对经济产出进行更多的中央规划，并带来可预见的后果。

不健全货币对暴君、专制政权和非法政府来说是一种恩惠，因为不健全货币允许他们躲过健全货币的束缚，增加货币供给。先让暴君、专制和非法政府获得资金支持，然后让国民目睹财富和购买力的蒸发，替他们承担后果。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例子，那些拥有凭空创造货币特权的政府，几乎总是滥用这一特权，坑害本国人民。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最可怕的暴君时，我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操纵着一个政府发行货币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断制造通货膨胀，为其供血，这并非巧合。他们都是在政府发行不健全货币的时期上台的，他们可以随意印制钞票，为自己的极权主义妄自尊大提供资金支持。这些社会在施行健全货币制度的时候，从未曾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罪行，那时候政府在支出之前需要先通过征税筹集所需资金。健全货币是很久之前，伴随着有关儿童、教育、工人解放和民族自豪感的美好故事开始被削弱的。然而，当健全货币被摧毁后，这些人就很容易通过增加不健全货币的供给来夺取权力，并控制所有的社会资源。

不健全的货币给政府权力带来无限的潜力，让政府可以对每个人施加巨大的影响力，让政治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舞台，并将社会的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重新导向由谁来统治国家和如何统治的零和博弈。与此相反，在健全的货币制度下，政府的组织形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民主制、共和制或君主制都会受到健全货币的约束，大多数人的个人生活因此可以享受到很大程度的自由。

无论苏联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认为应由政府“运行”或“管理”经济，以实现经济目标，这是积极的也是必要的。我们有必要回到凯恩斯的观点，理解人类在过去几十年不得不与之对抗的、他提出的“经济体系的动机”。凯恩斯在一篇不太为人熟知的论文《自由放任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中，提出了他对政府在社会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构想。凯恩斯表达了他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反对，这不令人意外，但他还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他说：

19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是边沁的哲学、自由竞争的思想等，它与19世纪个人主义的基础相同，只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更清晰、某些方面更混乱的版本。两者同样强调自由，一种是消极地避免对现有自由的限制，另一种是积极地摧毁自然或后天的垄断，它们其实是同一学术思想的不同表现。

可见，凯恩斯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在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增加个人自由。对凯恩斯来说，最终目标不应该是个人自由之类的琐碎问题，而应该是让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经济的各个方面。他概述了三个他认为政府角色至关重要的领域：首先，“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贷的审慎控制”，这一信念为现代中央银行奠定了基础。其次，与此相关地，凯恩斯认为，应该由政府来决定“整个社会储蓄的规模、这些储蓄以跨国投资的形式流向国外的规模，以及判断目前市场上的投资机构是否向全国生产最高效的部门分配资本”。他认为，不应该像目前这样，这些问题完全由私人判断和利益决定。最后，凯恩斯认为这也是政府的职责：“经过深思熟虑的关于人口规模的国家政策是最有利的，无论合理的人口规模比目前大或者小，还是与目前相同。确定了合理的人口规模，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让它实现。在不远的将来，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必须注意其先天素质以及其未来成员的数量。”

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概念从中生发出中央银行家广泛信奉的，改写了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的现代中央银行理论——来自他想要在两个重要的生活领域贯彻政府的指导：第一，是对货币、信贷、储蓄和投资决策的控制，这意味着资本配置的极权主义集中和个体企业的灭亡，使人们的基本生存完全依赖政府；第二，控制人口数量和质量，这意味着优生学。与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凯恩斯寻求对个人的这种程度的控制，并不是为了在更长远的未来增加他们的自由，而是为了发展出更宏大的他看起来合理的社会。社会主义者至少宣称是为了人类自身的长远利益，未来带来人类彻底的解放，而凯恩斯则希望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实行限制，这就是最终目的。

尽管凯恩斯的观念可能会吸引那些以为它只会带来正面结果的象牙塔里的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它将导致经济生产所需的市场机制遭到破坏。在这样的体系中，货币不再是生产的信息系统，而是政府的效忠程序。

侵吞

第三章解释了，任何一种商品一旦获得货币地位，就会刺激人们努力生产更多的这种商品。如果货币易于生产，就会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人类劳动时间专注于此。由于人们并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持有货币，而是为了交换其他商品和服务持有货币，对货币来说，重要的是购买力，而不是绝对数量。因此，任何增加货币供给的活动都没有社会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由市场中，无论是哪种商品获得了货币角色，都有较高且稳定的存量-增量比：相对于现有库存来说，货币的增量是很小的。这可以确保尽可能少的社会劳动和资本资源被用于生产货币媒介，绝大多数被用于生产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与货币不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绝对数量是很重要的。黄金之所以成为全球主要的货币本位，就是因为它的新增产量始终只占其现有存量的很小部分，这使黄金开采成为稳定性和利润都很低的生意，进而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流向非货币商品的生产。

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来说，脱离金本位最主要的吸引之一就是，生产纸币的成本远远低于开采黄金，进而发行纸币将大大降低在开采黄金上支付的成本。他们不仅没有意识到，与其他产量容易膨胀的商品相比，用于生产黄金的资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更严重的是，他们还大大低估了政府可以随意扩大供给的货币形式给社会带来的真实成本。当政府易受民主政治和特殊利益群体摆布的时候，这种成本尤其惊人。真正的成本不是开动印刷机的直接成本，因为很多经济资源不再从事生产，转而追逐政府新发行的货币，真正的成本是这些消失了的经济活动。

通胀性的信贷创造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关于大萧条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 1929）中所称的波及整个社会的“侵吞”（the bezzle）。随着20世纪20年代信贷的迅猛扩张，企业充斥着大量资金，人们很容易以各种方式侵吞这些资金。只要信贷继续流动，受害者就不会被注意到，受害者和抢劫者都认为钱在自己手上，整个社会越来越富有的错觉也日益增加。央行的信贷创造允许无利可图的项目获得融资，并允许它们继续在无利可图的活动上消耗资源，带来不可持续的繁荣。

在健全的货币系统中，任何企业想要生存，都要向社会提供价值，其产品带来的收入都要高于成本。企业之所以具有生产力，是因为它能将一定市场价格的投入转化为更高市场价格的产出。任何产出价值低于投入价值的公司都会倒闭，其资源会被释放出来，供其他生产率更高的公司使用，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创造性破坏”。没有真正的亏损风险，自由市场就不可能有利润，每个人都被迫参与其中：失败总是存在的，而且代价高昂。然而，政府发行的不健全的货币，能够干扰这个过程，让没有生产力的公司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它们就像经济僵尸或吸血鬼，利用活着的、有生产力的公司的资源，生产出比原材料价值更低的产品。不健全的货币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不需要遵守其他人遵守的规则，他们的工作不用接受市场的检验，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免疫。这个新的阶层存在于每一个由政府资金支持的经济部门。

我们无法精确地估计，在现代经济中，有多少比例的经济活动是为了追求政府印制的钞票，而不是为了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哪些公司和行业通过了自由市场的检验活了下来，哪些公司和行业是因为政府的慷慨解囊（无论是货币手段还是财政手段）才活下来的。

是否依赖财政支持是比较直接地检测僵尸企业的方法。任何接受政府直接支持的公司，以及绝大多数依靠向公共部门销售产品而存活下来的公司，实际上都是僵尸。如果这些公司真的对社会是生产性的，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掏钱购买它们的产品。如果它们不能依靠自愿买单来生存，就表明这些公司对社会来说，是负担而不是具备生产性的资产。

但是，更有害的不是通过政府直接拨款制造僵尸企业，而是通过授予低息信贷制造僵尸企业。法定货币逐渐侵蚀社会的储蓄能力，资本投资不再来自储户的储蓄，而是来自政府创造的债务，后者使现有货币持续贬值。在拥有健全货币的社会中，一个人储蓄得越多，他积累的资本就越多，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本也越多，这意味着资本所有者往往是那些时间偏好较低的人。但当资本来自政府信贷创造时，资本的分配者不再是计议长远的人，而是各种官僚机构的成员。

在拥有健全货币的自由市场中，资本所有者会投资他们认为成效最大的领域，还会利用投资银行来管理资本分配过程。这个过程会奖励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公司，奖励发现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同时也会惩罚犯错误的公司和个人。然而，在法定货币体系中，央行实际上负责整个信贷的分配过程。它控制和监督分配资本的银行，设定贷款资格标准。央行试图以数学的方式量化风险，却忽视了现实世界中风险是怎么一回事。是否真的盈利以与央行放水的方向相比不再重要，自由市场的试炼被暂停了。

在法定货币的世界里，抢到央行的货币水龙头比服务好客户更重要。与无法获得低利率信贷的竞争对手相比，能获得的公司拥有持久的优势。市场成功越来越取决于能否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而不是能否向社会提供服务。

这个简单的现象解释了许多现代经济现实，比如为什么有那么多赚钱却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价值的行业。政府机构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近水楼台先得资金的滋养下，有些政府已经完全脱离了经济现实的限制。政府机构避开了市场的严格检验，它们自行检验，并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给它们提供更多资金，就能挽救它们所有的失败。无论多么严重的疏忽或失败，政府机构及其员工都很少承担真正的后果。即使设立某个政府机构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机构仍将继续运作，并为自己找到更多的职责。例如，有一国政府在火车退役和铁轨锈迹斑斑几十年后仍然拥有一个火车管理局。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这种资金侵吞已经并不限于一国之内，而是发展到了国际组织层面。国际组织距离纳税人更加遥远，对其支出和资源使用的审查甚至比政府组织还要少，因此，它们的负责性更低，对支出预算、工作内容和截止日期的态度也更宽松。

学术界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支付越来越高的学费进入大学，而教授却只花很少的时间和精力给他们以教学和辅导。为了获得政府资助，为了在已经被工业化的学术阶梯上攀升，教授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发表晦涩难懂的论文上。在自由市场中，学者必须通过教授或撰写人们会实际阅读并从中受益的东西，才能获得被承认的价值。但是，现在的学术论文，除了该领域的少部分学者之外，一般很少有人可以读到。管理机构制定共同标准，互相批准项目基金，将由政治动机推动的结论伪装成严谨的学术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编写的。我们在第四章讲述了：萨缪尔森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将导致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而发生的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繁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繁荣之一。还有更离谱的，萨缪尔森撰写了战后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入门分析》（Economics:An Introduction Analysis），60年来行销数百万册。 利维（Levy）和皮尔特（Peart）研究了萨缪尔森教科书的不同版本，发现萨缪尔森反复强调苏联的经济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比如他在1961年的第4版中预测，苏联的经济将在1984～1997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虽然对赶超时间的估计不尽相同，但是萨缪尔森在之后的7版中（直到1980年出版的11版），对苏联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越来越笃定。1989年出版的第13版在苏联解体之际摆上大学生的课桌，萨缪尔森和他当时的合作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其中写道：“苏联经济证明，与许多怀疑论者早先的认识相反，指令性经济是可行的，甚至可以繁荣起来。”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这类错误并不局限于这本最流行的教材，利维和皮尔特的研究表明，可能第二受欢迎的经济学教科书——麦康奈尔（McConnell）的《经济学：原则、政策和问题》（Economics:Principles,Policies and Problems）的多个版本中，以及其他几本常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类似观点都很常见。任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美国课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世界上大多数学生）都被告知，苏联模式是更有效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即使在苏联解体和彻底失败之后，这些教科书也并没有质疑自身的经济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工具，只是在更新的版本上删除了关于苏联成功的浮夸宣传，然后就继续在大学里教授给一届届的学生。这样明显失败的教科书怎么能继续使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世界观在遭受过去70年的事实否定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再到苏联的解体，为什么依然没被抛弃，还在大学里被教授给学生？当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甚至写道，外星人入侵将如何有利于经济，因为它将迫使政府支出和调动资源。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会努力用最有用的知识武装学生，没有任何一所自尊自重的大学愿意教给学生如此明显错误的东西。但在被政府资金腐化的学术体系中，课程设置并不依据现实，而是依据政府的政治目的。如今，基于同20世纪30年代相同的原因，各国政府依然普遍热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府攫取更多的资金和权利提供了理由。

上述是以经济学为例，其实延伸到现代学术界的其他学科和领域，相同模式也会重复出现：来自政府机构的资金被一群有共同基本偏见的学者垄断。在这个体系中，想获得职位和研究基金，不是通过创造对现实世界有用且高效的学术成果，而是通过帮助推进政府的目标。单一的资金来源只会消除百家争鸣的可能性。学术讨论越来越关注神秘的细枝末节，在这些兄弟般的争论中，往往各方会达成一致，即都需要更多的资金以继续研究这些重要的分歧。学术界的争论几乎完全与现实世界无关，除了那些为了升职而写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人阅读学术界的期刊文章。没有任何机制削减来自政府的资助，资金依然会源源不断地到来，哪怕无人从中受益。

在健全货币的社会，银行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成效的经济部门，银行家在其中发挥着两项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功能：存款资产的安全保管；投资者与投资机会之间的期限匹配和风险承受能力匹配。银行家的工作如果是成功的，就可以从利润中提取自己的收益，但如果是失败的，就无法获得收益。只有成功的银行和银行家可以继续留在该行业中，失败者会被淘汰出局。在一个健全货币的社会里，银行的倒闭不会引起流动性方面的担忧，因为所有的银行都自行持有所有的存款，并用于期限匹配的投资。换句话说，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之间没有区别，也不存在由于任何银行“大到不能倒”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一家倒闭的银行只是其股东和债权人的问题，不会波及其他人。

在不健全的货币下，有可能出现期限错配，采用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只是期限错配的一个环节，于是，银行总是容易陷入流动性危机或银行挤兑。如果贷款者和储户同时提取资金，那么期限错配，或者作为其中一环的部分储备金银行，总是容易引发流动性危机。确保安全的唯一方法，是让最后贷款人随时准备在银行遇到挤兑时注资。在健全货币的社会里，为了拯救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央行必须向所有与此银行不相干的人征税。在使用不健全货币的社会里，央行只需要创造新的货币供给，就能给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因此，不健全的货币制造了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之间的区别：就其资产的净现值而言，一家银行可能具有偿付能力，但它面临的流动性问题有可能使它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金融义务。流动性不足本身足以引发银行挤兑，因为此时存款人和贷款人都希望把资金从银行取出来。更糟的是，一家银行缺乏流动性，可能导致与这家银行打交道的其他银行也缺乏流动性，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问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承诺提供流动性支持，人们就不会担心出现流动性危机，就会避免银行挤兑的局面，让银行体系保持安全。

如果没有央行利用弹性货币供给为这些银行纾困，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或更普遍的期限错配）就可能继续引发金融危机。但是，一个能够救助银行的央行的存在，给这些银行带来了重大的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现在可以承担过高的风险，因为它们知道，危机到来时，央行倾向于为它们纾困，以避免系统性危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银行业是如何演变成了给银行家带来无风险的回报，同时又给其他人带来无回报风险的行业。

银行业似乎是近些年来唯一欣欣向荣的行业，银行似乎不可能倒闭。由于经营银行所涉及的系统性风险，任何银行倒闭的风险都会被视为流动性问题，然后极有可能在问题暴露后得到央行的扶持。银行将私营部门的高利润率与公共部门获得的保护合二为一了，从来没有任何披着私营企业外衣的部门享有过如此过分的特权。在这种结合下，银行家的工作与公共部门员工的工作一样缺乏创造力和生产力，不过可以获得比他们更耀眼的回报。因此，随着美国经济变得越来越“金融化”，金融业一直在增长。自1999年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以来，存款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之间的界限已被消除，因此，有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存款担保的存款银行现在也可以从事投资融资，FDIC的担保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投资损失。一个豁免于损失的投资者可以做任何选择，实际上他拥有的是印钞许可。有利可图的投资可以让他们获得所有的收益，而失败的损失可以转嫁给全社会。任何拥有这种担保的人，只要借钱投资，就能赚大钱。他可以享受利润，却不必承担损失。这就难怪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才资源流向金融业，因为金融业是世界上最接近免费午餐的行业。

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 对过去150年金融业占GDP的比例进行了详细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这一比例不到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大萧条期间出现大幅下降，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比例以似乎势不可挡的势头迅速增长。我们可以从学生的职业选择感受到这一点，很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愿意投身金融，而不是工程、医学或其他生产行业。

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金融业的工作内容越来越自动化和机械化，因此正常的预期是，金融业规模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但在现实中，金融业继续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不是因为任何基本需求的增加，而是因为它受到政府的保护，从事金融业不会遭受损失，因此它才得以蓬勃发展。

金融业或许是最明显的，但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金融部门。可以说，由于上述现象，规模较大的公司相对于规模较小的公司建立了长期的竞争优势。在用于投资的资本来自储蓄的社会中，资本由时间偏好较低的人掌握，他们会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分配资本，因为正确的判断而获得回报，错误的判断而蒙受损失。但使用不健全的货币，储蓄会被摧毁，而资本则是由通胀的银行信贷创造的，其配置由央行及其成员银行决定。这种分配不是由时间偏好最低、最具市场远见的社会成员决定，而是由政府官员决定。

信贷分配的中央计划与任何一种中央计划没有什么不同。银行家的洞察力和对投资真实价值的勤勉检验，被央行贷款要求的表格所取代。规模是确保中心化信贷的安全性的主要考虑，因为从数量上看，向大型机构放贷的风险较小。公司规模越大，就越能预见它下一步的成败，万一公司失败，担保抵押品也有很多。这样，银行官员根据央行的放贷标准发放贷款时，就会感到更安全。固然许多行业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但中心化的信贷发行时，以规模为重要的衡量指标，这在自由市场看来，完全无法理解。任何行业，只要能借到花不完的钱，最后都会成为优良的放贷标的，这在以储蓄资金为投资资本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公司规模越大，就越容易获得低息融资，这使它们相对于规模较小的独立生产商获得了巨大优势。在一个由储蓄提供投资资金的社会里，小型夫妻餐馆可以与快餐巨头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夺顾客和融资：客户和投资者可以自由选择在这两种行当之间进行投资。快餐巨头有规模经济效益，夫妻餐馆有个体识别度，这两种优势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们各有所爱，市场会做出最后的检验。但在央行分配信贷的世界里，规模较大的公司有优势，能够以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无法获得的低利率获得资金。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型食品生产商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广泛地扩张，因为较低的利率使它们获得了更高的利润。除了大规模生产给生产者带来的巨大好处，人们无法理解生产垃圾食品的大型食品企业的成功。

在几乎所有公司都通过央行的信贷扩张融资的世界里，没有简单明了的办法判断哪些行业因为资金的倾斜才表现得生机勃勃，但是也有一些特征可供观察。一个人人都抱怨他们老板的行业，极有可能是依赖资金倾斜生存的行业，因为只有在通过资金倾斜滋养的虚伪行业中，老板才敢于无所顾忌。在为社会提供有价值服务的生产型公司里，只有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或产品才能取得成功。员工根据完成工作任务时的表现获得相应报酬，虐待员工的老板，要么会使员工流失到竞争对手，要么会迅速毁掉自己的企业。在不为社会服务、依靠官僚施舍维持生存的低效企业中，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标准奖励或惩罚员工。钱多、事少，从外表看，获得资金倾斜似乎很诱人，但要知道，假如经济学只能教给我们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行业会吸引很多人，从而推高工作的时间和尊严成本。雇用、解雇、晋升和惩罚都是由层层官僚决定的。对公司来说，公司的任何工作都没有必然的价值，每个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因此保住工作机会的唯一方法就是向上级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些公司工作就是一场全职的办公室政治游戏。这样的工作只对那些喜欢支配他人的肤浅的物质主义者有吸引力，为了薪水和有朝一日将虐待加于别人的希望，他们可以忍受多年。毫无疑问，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经常感到抑郁，需要持续的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再多的金钱也抵不上这样的工作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伤害。虽然这些组织没有真正的问责制，但没有生产力的另一面是，新上任的管理者很有可能在几周内就职并完全取消对它们的资金倾斜。对其中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一种悲惨得多的命运，因为他们通常没有任何实用技能，很难在其他行业找到下一份工作。

这些病态的唯一解药是健全的货币，它将改变人们的旧观念，让人们不再为了勾选框和取悦施虐狂老板而工作，并使市场原则成为衡量任何人收入的唯一标准。如果你发现自己工作的压力完全来自如何取悦老板，而不是如何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样的行业中疲惫不堪，对这样现实不满意，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必然如此，政府的印钞机不可能永远工作下去，你的工作可能不会永远存在，你可能会感到宽慰或者害怕。继续读下去，健全货币的优点会给你带来一个充满机遇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