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基本定律，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亚瑟·查理斯·克拉克积累有关科学文化方面的经验提出的：
定律一：如果一个年高德劭的杰出科学家说，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他几乎就是正确的；但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他很可能是错误的；
定律二：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可能跑到不可能中去；
定律三：在任何一项足够先进的技术和魔法之间，我们无法做出区分。
假如一个权威对某件事情说“是”，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的；假如他对某件事情说“不”，那他很可能是错的。
新科学真理的胜利通常不是靠着让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而是反对者终于都死了，熟悉这真理的新一代成长了起来。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仅是物理学界，就是整个科学和哲学界都认为，一切自然过程都是连续的。
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G. W. F. von Leibniz, 1646- 1716) 曾经说道:“自然界不会突变。如果要对此提出疑问，那么世界将会出现许多间隙，这就迫使我们去乞求神灵来解释自然现象了。间断性同科学格格不入。”
因为，他首次指出了热辐射过程中能量变化的非连续性。
他对儿子说，自己的发现“要么是荒诞无稽的，要么也许是牛顿以来物理学最伟大的。”
然而，普朗克自己也会成为“老科学家”。后来，他拒绝接受由玻尔、维尔纳·海森堡和泡利在20世纪20年代末提出的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
同样反对哥本哈根诠释的还有薛定谔和马克斯·冯·劳厄，爱因斯坦此时也成为了保守派。
作为“旧量子论”的奠基人，爱因斯坦拒绝接受量子的非决定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解释从而能够不遵守不确定性原理。
确切来说，爱因斯坦并非克拉克调侃的那种“老科学家”，“他对于量子力学的持续而有力的批评促进了量子力学的发展，它迫使量子力学的支持者们加深了他们对量子力学的科学和哲学意义的理解。”
即使如此，爱因斯坦还是自我嘲讽：“为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也把我变成了权威。”
科学已经不再是大众视野的中心地带，代之以商业化的科技。
用“克拉克定律一”来讨论比特币和特斯拉，倒是很有趣的话题。
即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利润都给特斯拉，似乎也难以支撑起这一市值。
当然，故事的重点是自动驾驶，人工智能，以及由此构建的叫车网络。
特斯拉的股价先不讨论，但是对于做空者而言，也许应该再看一下克拉克定律二：
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可能跑到不可能中去。
这里面的数学解释，有机会我试着画一下，简单用语言表述，就是：
不过，我对“独眼侠”一直很欣赏，看他这次运气如何。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的某个认知，也许的确有较大概率优势。
但是，对比起无知，我们的这点儿“已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单一在这个点上的优势，并不能保护我们的赌注。
更何况，因为人们对想象力的渴望，资本市场对于坚硬的泡沫的依赖，下注与回报的不对称性，时间的鬼魅作用，都令“做空”变得非常危险。
索罗斯也早早发现了这当中的秘密，用“谬误性”和“反身性”来描述人类社会的习性。
并非你的逻辑是错的，也并非你的观点不犀利，而是有别的更大的逻辑和更大的观点在起作用。
另外一位科幻作家，《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作者道格拉斯·亚当斯，在《怀疑的鲑鱼》中也提出过一个科技三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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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一：当你出生时曾经有的任何科技是平凡的，都是天下本来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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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二：当你15到35岁之间诞生的任何科技都是新颖的，是令人振奋能改变天下的革命性产物，你能够在其中寻找到本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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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三：当你35岁以后诞生的任何科技，都是不遵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的。
这就更狠了，把对老科学家的嘲讽，直接扩大到35岁以上的“老人家”。
不过别紧张啊，连扎克伯格都36岁了，马斯克马上50啦。
2005年，腾讯负责国际业务的人建议马化腾投资当时刚刚出现的YouTube，但最终被马化腾以“看不懂”拒绝。
再后来，马化腾看Snapchat，还是看不懂：“美国阅后即焚Snapchat非常火，我们自己用起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但发现12-18岁的女生特别喜欢玩。”
不过，这时候腾讯的投资，已经不再受限于“我能否看懂”。
由此一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可理喻”的共享单车吸引了那么多大佬，烧了那么多钱，大家越看不懂，越害怕错过。
值得欣赏的是，即使在共享单车上烧了不少钱，马化腾仍然是最早跳出来质疑的人之一。
一个人一直要像孩子那样保持好奇心，像年轻人一样相信不可能，一辈子都在不断n次发育，终身成长。
这方面李嘉诚真的很厉害，他对比特币很好奇，但投资上又比较保守，只在2014年买了一个多亿港币的比特币，重在参与。
李嘉诚投了Facebook、Skype、Siri，还有今年大热的Zoom。
他还在很早的时候投了搞出阿尔法狗的DeepMind。
有一次，DeepMind公司的两个创办人来到香港为李嘉诚上了一堂关于人工智能的课。
老人家听课很激动，89岁的他数度兴奋地像小学生那样站起来。
克拉克定律，和亚当斯定律，对他是失效的（或对HK有效）。
我们大脑里的范式来不及转移，怎么可能用老的想象力为新的生命插上翅膀呢？
但是，对于已经通过“工程技术”实现了的科学，其命运更加不可预料。
卢德主义者，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
在该运动中，常常发生毁坏纺织机的事件。
这是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许多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做卢德主义者。
这个过程是残酷的，以至于任何一个伟大而仁慈的人都试图去缓和其中的暴力元素。
当英国议会将“损毁机器”（即工业破坏）列为重大犯罪时，拜伦挺身而出，反对这项立法。
有趣的是，拜伦的女儿埃达·洛夫莱斯，对新兴的工厂和机械设备充满了热情。她后来还画出了自动纺织机的草图。
不止于此，埃达结合了母亲的数学天赋与父亲的浪漫诗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认识到计算机无限潜力的人。
多年以后，她预言中的“计算机魔法”，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其颠覆性远远超过机械革命。
我们且不去谈“新卢德主义者”有价值的那一面，暂时不讨论人文、环境等在技术中被忽略的危机。
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商业人士和公司，不得不主动避免让自己成为砸纺织机的人。
据说当年乔布斯要英特尔为iPhone手机产芯片，开价每个10美元。当时的英特尔CEO让销售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研究可行性，结果出了份厚厚的报告，说“不行”，这是肯定亏本的。
英特尔拒绝了，乔布斯去找三星，三星的崛起相当受益于此事。
而英特尔，几乎错过了一整个时代。
一个科技公司的CEO，要组织一帮人写报告来论证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不相当于论斤两来评估种子，论力气来评价婴儿？
这类隐形的“卢德主义者”，对企业的伤害是致命的。
英特尔当时未必要All in手机芯片，但的确应该用开放的视野看未来，他们可以成立一个特种部队与苹果合作，种下一片小树林。
砸机器并非“恶意”，工人砸机器也值得同情。
但更多时候，如罗伯特·海因莱因在短篇小说《帝国逻辑》中所说：
永远不要“把可以用愚蠢来解释的事情归结于恶意”。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写下：
“相较于狡猾与邪恶，无知与无视在世上引起的错误更多，而前两者也比较少见”。
要发现某件事情是否可能的界限，唯一的途径是跨越这个界限，从可能跑到不可能中去。
1、假如你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点上）没有优势，你的跨界就毫无意义。
2、然而，一旦你在某个领域有优势，你就很难（或是舍不得）跨界。
假如是演化论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奇迹，为什么奇迹的主角是人类，而不是虎鲸？
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思想观念开始接触、交配、互相结合。
跨界不是业余人士去陌生领域观光游，也不是用胶带纸把两个“半桶水”捆在一起。
当马车和发动机“交配”之后，我们就不能说汽车是“喝汽油的马车了”。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了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
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设计者，而是一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
知识“从来不是以浓缩或综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不完整甚至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知识比特（bit，信息量的最小单位）的形式，为不同的个体所占有”。
据说，达尔文在思索生物多样性成因的时候，得到亚当·斯密的启发。
事物总是如此，要么偏向这头一点儿，要么偏向那头一点儿。
除了“社会演化”，人类的非理性，以及金融放大下的贪婪，有时候会变成“卢德主义”的另一头。
又例如，人们对没几个人能搞明白的相对论的追捧，假如当年爱因斯坦搞个上市公司，估计也会很有钱。
而纳斯达克，尽管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触底反弹”，仍然成为了大赢家。
演化是随机的，人们对中大奖的欲望，像是一种对创新、对冒险者、对不确定性的奖励机制，哪怕是有泡沫的。
社会文化的非理性，其实可能是鼓励“突变”的一种机制。
例如，特斯拉的股价，也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捐款模式（而且包含了中大奖的机会），一种筹码。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保持开放，相信凡事皆有可能，但别下重注。
你可以信仰比特币，信仰AI。
但是，不要All in 你在商业上的信仰。
罗素说：“我永远不会为信仰而死，因为我的信仰可能是错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商业上，需要追求一些不变的东西。
而上面的第二点，正是贝佐斯从Costco创始人那里学到的关键一点。
技术砸开口子，然后还是要靠传统的不变的要素来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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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出跑车占住山头，用户爱尝鲜，容错度高，车毛病多反而显得车主玩儿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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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S型抢占7万美金以上豪华车市场（因为富人们想要“不是奔驰宝马”的新玩具），对标奔驰的S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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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X型SUV（鹰翼门构建了形式差异化），对标宝马的X系；
你看，连车型系列都直接拿来主义，降低用户的心智成本。
更厉害的是，马斯克最近对员工发话，要不断降低成本，他想干什么？
福特的崛起，靠的是制造廉价汽车，第一款T型车售价825美元，当时是血洗的价格。
拜托，车是消费品，又不是鸡缸杯，不就该越来越便宜吗？
当然，特斯拉的网络效益、收益递增，已经提前在股市“预支”，仍然需要在未来几年里去兑现，这里面，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且，“老家伙们”未必甘心安静地死去，正在试图卷土重来。
在任何一项足够先进的技术和魔法之间，我们无法做出区分。
尽管在摩尔定律的神奇力量下，苹果公司M1芯片里“塞”了160亿个晶体管，但是，类似于笔记本电脑这类东西，在我看来已经20年没变过了。
Peter Thiel 说：“我们想要一辆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他们希望有人跳出信息世界的舒适区，去挑战物理世界的创新。
事实上，硅谷的那帮牛人们，包括谷歌的佩奇和特斯拉的马斯克，以及“PayPal黑帮”的成员们，经常会在聚会上天马行空。
没准儿小时候多看一些科幻小说，长大后会更喜欢仰望星空，而不是用技术去“围剿小商贩”。
Peter Thiel的话很犀利。不过，也许信息世界的力量积蓄，最终将从AI这一点爆发出来。
普朗克说：物理学世界的图像离感知世界的距离正在日益增加，这无非是意味着我们逐渐接近真实世界。
现在，我们又构建了一个数字世界，用一种“模仿游戏”的方式，来接近真实的世界。
我会在吃饭的时间顺便看AI在围棋App上的对局直播，AI下棋时的算力与想象力（其实是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算力），时时触动着我。
我们有机会发现终极算法、进而洞察复杂宇宙背后的简单秩序吗？
“我想知道上帝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单纯的某个现象或某个元素（的性质）都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上帝的总体构思，其余的都只是细节。”
人们所获的奖励，未必一定是亲眼目睹指数式增长最陡峭的那一段，而是某种期待，以及：或深或浅地参与其中。
如威廉·华兹华斯所说：
“幸福便是活在那个黎明之中。”
“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的身后，都立着30个鬼魂—30:1，正是死去的人和活人的比例。开天辟地以来，在地球上活过的人大约总共一兆。”
克拉克的这段话，让我感慨人类先辈们的伟大–也许是造物主的伟大。
我看AI下棋时，不由得想起吴清源，他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在为生死而战时，仍然能够走出史无前例的招法。
假如AI会说话，当它看见吴清源的棋谱，一定也会说：wow！
爱因斯坦很孤独，但他其实站在一大群天才的肩膀之上；
马斯克很厉害，但其实是众多小时候玩儿无线电玩儿编程的“大小孩”们撑起了公司。
人类何其幸运，在寂静的宇宙间，在短暂的岁月里，代代相传，演化出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惊人智能（不可避免也包含相当比例的愚蠢）。
请记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应该诚实，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相互遗忘。”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有生之年还能见证哪些奇迹？
据说克拉克不愿意冷冻自己以实现在未来复活。
如果你到斯里兰卡，也许有机会去瞻仰克拉克的墓碑，上面写着：
“他从未长大，但他从未停止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