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自由市场决定货币媒介时代的终结，以及政府货币时代的开始。尽管直至今日黄金依然在为全球货币体系提供必要支撑，但自那时起，与个人选择相比，从任何角度看，政府的法令、决策和货币政策都更加决定了这个世界的货币现实。

政府货币俗称“法定货币”（fiat money），fiat来自拉丁语，表示法令、命令或授权。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与政府货币有关的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尽管都由政府发行，但可兑换黄金的政府货币与不可兑换黄金的政府货币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在金本位下，货币就是黄金，政府只是承担了铸造标准重量单位的黄金或者印刷由黄金背书的纸币的责任。政府在经济上对黄金的供应没有控制权，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他们的纸币赎回实物黄金，而且他们在互相交易的时候还可以使用其他形状和形式的黄金，如金条或外国金币。与此不同的是，在不可兑换黄金的政府货币体系下，政府的债务和（或）债券也被当作货币，只要政府认为合适，就能够增加这些东西的供给。任何人如果想在交易中使用其他形式的货币，或者想自行制造更多的货币，都要承担被司法铁拳惩罚的风险。

第二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与其名字所暗示的正好相反，没有任何法定货币是单纯通过政府法令进行流通的。法定货币起初都可以直接兑换成金或银，或者可以兑换成可兑换金银的其他货币。只有能兑换为具备适销性的货币形式，政府货币才能获得自身的适销性。政府可以颁布法令，强制人们在支付中使用它们发行的钞票，但是，如果这些钞票在最初的时候不能兑换为金或银，没有政府能够凭空赋予其适销性。直至今日，所有中央银行仍然会储备资产来支撑它们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大部分国家会储备黄金，那些没有黄金储备的国家则会储备其他有黄金储备的国家的法定货币。没有任何形式支撑的纯粹的法定货币在流通中是不存在的。与货币国家理论中最惊人的错误和中心原则相反，并不是政府赋予了黄金货币地位，并且，只有通过持有黄金，政府才有可能让它们发行的货币获得认可。

有记载的最古老的法定货币是交子，它是公元10世纪中国宋朝发行的一种纸币。最初，交子是金银的收据，但后来政府控制了它的发行并暂停了交子的可赎回性，之后政府一直增加这种货币的印刷量，直到它崩溃。中国元朝也在1260年发行了法定货币，名为“钞”，但发行量远远超出了其背后的贵金属支撑，带来了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当货币的价值暴跌之时，人民陷入赤贫，许多农民成为债务的奴隶，不得不卖儿卖女。

其实政府货币类似于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原始的货币形式，也类似于黄金之外的其他商品，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与存量相比，增量很容易快速增加，使这种货币的适销性快速丧失，购买力被摧毁，并使其持有者变得贫穷。黄金与它们不同，黄金的增量不会快速增加，这是前面讨论过的黄金的基本化学性质决定的。强制使用可能会多少延长一些政府货币的寿命，但是只有政府控制货币供给的快速膨胀，才能有效地保护其法定货币免于快速贬值。比较不同国家的货币时，我们发现那些主流的和最广泛使用的国家货币与适销性更差的非主流政府货币相比，货币供给的年度增长率更低。

货币国家主义和自由世界的终结

随着1914年欧洲中部一场小型战争的开始，以及这场战争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三章结尾处的引文中，米塞斯提到的健全货币的诸多敌人终于战胜了金本位制度。当然，当战争开始时，谁也没有预想到它会持续那么久，产生那么多伤亡。例如，当时英国媒体将其称为“八月银行假日战争”  ，希望对英国军队来说只是一场简单而硕果累累的远足。经过数十年的相对和平，新一代欧洲人对发动战争可能引发的后果没有正确的概念。人们误以为这将是一场有限冲突。时至今日，历史学家仍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或地缘政治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分裂分子的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夺走上千万人的生命，并彻底改变了世界版图。

回过头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之前的有限战争之间最主要的不同，既不是地缘政治也不是战争策略，而是货币政策。战前，政府实行金本位制，政府直接控制着大量的黄金，人民使用以这些黄金背书的纸币。激战正酣时，这种安排下政府增发纸币的便利性成为不可阻挡的诱惑，而且增发纸币也比直接向公民征收战争税来得便捷和隐蔽。在战争开始的几周内，所有主要交战国都暂停了纸币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实际上脱离了金本位，把法币本位强加给国民，这时候人们使用的货币是政府发行的不能兑换黄金的纸币。

随着黄金可兑换性的肆意中止，政府的战争潜力不再局限于国库中的资金，事实上它们可以动用人民的全部财富。只要政府可以印更多的钱，并让本国人和外国人使用，就可以持续获得支持战争的资金。在更早的货币体系中，黄金作为货币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支撑战争的资金只能来自国库的现金，最多再加上战争税和债券收入。这种机制使冲突的发展受到限制，不能无限升级，这也是20世纪以前世界处于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的一个核心原因。

如果欧洲国家继续坚持金本位制，或者欧洲人民将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加税收而不是通过发行债券来获得战争资金，历史的走向可能会截然不同。只要有一方开始资金告罄，同时人民不愿意为了保卫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财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因为难以获得新的资金支持，在几个月内结束军事冲突。但是，随着金本位被中止，资金耗竭已不足以结束战争，要等到统治者通过通货膨胀耗尽人民积累的财富，战争才会停止。

欧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让这场血腥的僵局持续了4年，就这么僵持着，没有解决方法，甚至也没有什么进展。整件事情的无意义感笼罩在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头，士兵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并没有什么值得付出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那些互为姻亲且经常近亲通婚的君主的虚荣和野心。对这场战争的无意义感最生动的诠释是，1914年圣诞夜前夕，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士兵停止执行作战命令，他们放下武器，跨过战场，互赠礼物和纪念品。德国士兵中有很多人在英国工作过，会讲英语，同时绝大多数士兵热爱足球，因此在前线举行了多次即兴的足球赛。休战暴露出来的事实真相是，士兵们之间本无仇恨，也不会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什么好处，他们看不到将战争继续下去的理由。国家之间的争斗还不如通过足球来进行，这是一项受到普遍欢迎的运动，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可以和平地一决雌雄。

战争就这样多打了4年，却还是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直到1917年美国介入，为协约国带来了同盟国无法企及的大量战争资源，胜利的天平才开始发生倾斜。还有，尽管所有的政府都在利用通货膨胀为战争机器提供资金，但是到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经历的货币贬值最为严重，从这个角度看，它的最终失败也不可避免。通过对比各交战国货币与当时依然执行金本位制度的瑞士法郎之间的汇率变化，可以很清晰地衡量这些货币发生的贬值程度（见图4-1）。

图4-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国家货币与瑞士法郎之间的汇率（1914年6月=1）

第一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之后，所有欧洲主要国家的货币价值都下降了。1918年11月，战败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货币价值仅为1913年时的51%和31%。战胜国一方，意大利货币跌至原来的77%，法国货币跌至原来的91%，英国货币跌至原来的93%，美国货币则仅下跌至原来的96%  （见表4-1 ）。

国际版图的变化难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创伤相提并论，尽管战后绝大多数参战国的国境线发生了变化，但没有任何一个胜利者可以宣称自己得到的领土值得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奥匈帝国战后分裂成几个国家，不过这些国家没有被并入战胜国，而是由其人民自行统治。战争最主要的影响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君主政体被共和政体所取代，但与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毁灭和破坏相比，进步的代价过于高昂。

战争期间，央行停止纸币与黄金的兑换、回购黄金、国际黄金流动被暂停，或者即使偶有流动也受到严格管制。因此，即使物价上涨，政府也尚能在表面上维持其货币价值对黄金的锚定。战争结束的时候，之前的以金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失效了。所有国家都在战时抛弃了金本位，战后则面临着是否回归金本位，以及如果回归，如何重估自家的货币的价值的问题。如果通过自由市场的方式，通过各国现存的货币数量对比各国的黄金持有量来确定各自货币的真实价值，则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承认其货币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贬值。如果直接回归战前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人们则势必会挤兑黄金，并将黄金带到国外估值更合理的地方。

这一困境让货币脱离了市场的范畴，使之变为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决策。货币不再是市场参与方自由选择的、作为交易中介的、最具适销性的商品，此后，货币的价值、供给和利率由各国政府中央计划。哈耶克在其同名的精彩著作中将这种货币体系称为货币国家主义：

我所说的货币国家主义，是指一个国家在全世界所有货币供应量中所占的份额，不应该由决定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对货币数量的共同原则或者共同机制来决定。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全世界使用统一的货币，这种货币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获取，货币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是所有个体行为的结果。

由于中央银行对黄金的垄断性持有，以及政府限制人民持有黄金，强制人民使用政府货币，黄金再也不可能重新成为世界统一货币了。比特币作为一种原生于互联网的货币，天然带有超越国界和政府控制范围的属性，提供了发展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令人着迷的可能性，我们将在第九章继续讨论这一点。

两次大战之间

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换取商品，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就是其所代表的不同重量的黄金之间的换算，而货币国家主义盛行的时候，每个国家货币的供给量、货币之间的汇率则取决于国际会议和条约。《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德国试图用通货膨胀来偿还债务，之后，德国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试图继续施行金本位制度，同时还继续维持英镑被高估而黄金被低估的错位汇率，这造成了黄金持续从英国流向法国和美国。

20世纪这个货币国家主义世纪里面第一个重要的货币条约是1922年的《热那亚条约》，按照《热那亚条约》，美元和英镑被认为是储备货币，与黄金在其他国家货币储备中的地位相当。通过此举，英国希望让其他国家出于货币储备的需要，大量购入英镑，以此来缓解英镑被高估的问题。此举相当于世界主要大国做出表态，不再坚守坚硬的金本位原则，而是拥抱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应对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安排的愚蠢之处在于，妄图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将货币对黄金的价格保持在战前水平。它们试图从数量中获取安全感：如果每个国家都让自己的货币贬值，那么资本也就无处可逃了。这种图谋没有奏效，也不可能奏效，黄金依然流出英国，流向美国和法国。

普通大众不会注意到英国的黄金外流，但这件事的后果是严重的。利雅卡特·艾哈迈德（Liaquat Ahamed）的《金融之王》（Lords of Finance）一书聚焦的就是这个主题，并很好地刻画了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和被牵扯其中的个体。不过作者使用的是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将所有的失序归咎于金本位。尽管做了大量研究，艾哈迈德还是未能理解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金本位，而是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府妄图以战前的汇率回归金本位。如果它们向本国人民承认战争期间货币贬值的幅度，并以新的汇率重新将货币与黄金挂钩，那么经济很可能只经历一次衰退性的崩溃，之后便将在健全货币的基础上复苏。

默里·罗斯巴德在其著作《美国大萧条》中对这件事极其可怕的后果进行了更好的分析。英国的黄金储备不停外流，去向估值更加合理的地方，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爵士（Sir Montagu Norman）只是寄希望于他的法国、德国、美国同行也增加货币供给，为这些国家带来和英镑近似的货币贬值，这样就能阻止黄金流出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没有如其所愿，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执行了蒙塔古·诺曼期望的通货膨胀的政策。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英国黄金的外流速度，但更主要的后果是在美国的住房和股票市场催生了巨大的泡沫。美联储的通货膨胀政策在1928年结束，此时美国经济已经迈过了不可避免的崩溃的门槛。随后发生的就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盘，之后美国政府的不良应对将其铸成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萧条。

对大萧条常见的解释是，面对经济衰退，美国胡佛总统坚持金本位制度，选择了不作为，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会带来经济复苏。直到罗斯福取代他成为总统，让政府积极干预经济，中止金本位制度，美国才迎来复苏。为对抗经济衰退，胡佛总统不仅增加了公共工程方面的政府开支，还通过美联储大肆进行信用扩张，面对工资水平的下行，他的政策焦点是极其想让工资维持在高位。胡佛总统还对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实行了价格管制，想让其价格维持在大萧条发生之前的高位上，不可理喻地认为大萧条之前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继而，美国和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开始施行贸易保护政策，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历史书精心掩盖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1932年美国大选的时候，胡佛的竞选纲领主张对经济进行高度干预，而罗斯福的竞选纲领则强调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竞选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反对胡佛的政策。但是当罗斯福当选之后，他发现与践行自己的竞选纲领相比，还是与此前影响了胡佛的利益集团合作来得更方便。结果是，胡佛的经济干预政策被放大成后来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的东西。我们应该知道，所谓的新政并没有什么独特或新颖之处，它只是胡佛经济干预政策的放大版。

从经济学的角度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价格管制总会适得其反，带来的不是短缺就是过剩。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问题与工资和物价管制大有关系。人为锁定的高工资水平，导致了高失业率，有时失业率高达25%。价格管制则带来了多种商品的短缺或过剩。为了维持高价，一些农产品甚至被直接焚毁，当时出现了这样的疯狂境况：挨饿的人们渴望工作，而雇用者却因为无法支付他们高工资而不能雇用他们；同时，农民为了维持高价位而将谷物烧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物价维持在1929年股市泡沫顶点时的水平，同时保持美元没有相对黄金贬值的错觉。从住房市场到股票市场，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也引发了工资和物价水平的人为上涨。泡沫破裂之后，市场寻求通过美元对黄金的贬值，以及实际工资和物价水平的下降来进行调整。而想阻止这三件事发生的固执的中央计划者将经济带入瘫痪：美元、工资和物价的高估，引发黄金挤兑、失业率高企以及生产萎缩。

如果使用健全货币，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只有货币供给膨胀才会带来这些问题。退一步讲，通货膨胀发生后，只要以市场决定的价格重估美元的价值，让自由市场来调整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就会小很多。当时的政府豢养的经济学家没有吸取教训，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通货膨胀，而在于限制政府施行通货膨胀政策的金本位制度。为了给通货膨胀解除黄金枷锁，罗斯福总统颁布了行政命令，禁止私人拥有黄金，迫使美国人将自己持有的黄金以每盎司20.67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财政部。当人们被剥夺了健全的货币，被迫只能使用美元后，罗斯福在国际市场上重估美元价值，从每盎司黄金20.67美元重新估价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使美元价值贬值41%（相对实物黄金）。美元贬值是1914年美联储成立以来，多年的通货膨胀政策带来的必然结局，也使美国获得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

正是由于抛弃了健全货币，改而使用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才将世界主要经济体拖入中央计划和政府主导的失败之中。政府控制了货币，也就控制了大多数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活动。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构筑的经济学大厦的基础被全然不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如此轻易诞生的结论，一种适合于喜欢立竿见影的政客和集权政府的新的信念：经济状况是由总支出水平决定的，任何失业率上升或生产放缓的内因都不是生产结构的失衡或者中央计划者造成的市场扭曲；相反，这些完全是支出不足造成的，而补救措施则是，贬值货币和增加政府支出；消费是最重要的，储蓄会减少消费，因此政府必须尽其所能阻止公民储蓄；进口会导致工人失业，因此增加的支出必须用于购买国货。政府喜欢这些主张，凯恩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书在1937年被翻译成德语，当时正是纳粹德国的鼎盛时期，凯恩斯在德语版的序言中写道：

总生产的理论是这本书的要义所在，不过这一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更容易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实践，而不是在高度自由放任、商品生产基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中被采纳。

自那时起的凯恩斯主义洪流时至今日仍未退潮。作为学术的经济学不再是一门专注于理解人类如何在稀缺条件下做出的改善自身的选择的学科。相反，它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旨在指导决策者制定管理经济活动的最佳政策。翻阅任何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观点成为所有现代经济学教育毋庸置疑的出发点，那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是必要的。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上帝在宗教经文中扮演的角色相同：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它只需要发现问题并令人满意地加以解决。政府不考虑机会成本，甚至很少考虑干预经济活动的消极结果，即使考虑到，也只是为了证明需要进行更多的政府干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认为，自由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但是伪装成经济学家的政府宣传人员将政府过度干预引发并加剧的大萧条描述为对自由市场的驳斥。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被悄悄抛诸脑后。古典自由主义者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体制的敌人：他们被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驱逐，他们在美国和英国只是受到学术迫害。在英美，大师们为找一份工作历尽艰难，一些大学的经济系都充斥着满嘴科学主义和虚假确定性的平庸官僚及失败的统计学家。

今天，政府钦定的经济学课程仍然将大萧条归咎于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在1870～1914年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的40多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金本位意味着不允许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大肆扩张货币，金本位突然成了大萧条的替罪羊。除了凯恩斯主义对动物精神的暗示，这些经济学家无法自圆其说。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如果大萧条确实是金本位引发的，那么停止金本位后经济就应该复苏才对。事实上，金本位被停止之后又过了10年，经济增长才开始恢复。对任何一个对货币和经济有基本常识的人来说，结论显而易见，1929年的经济大崩溃是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对金本位的背离带来的，而大萧条的发展则是胡佛和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政府控制和经济计划的恶果。无论终止金本位还是战争支出，对缓解大萧条都没有任何益处。

随着主要经济体脱离金本位，全球贸易很快搁浅在法定货币潮涨潮落的海滩上。没有价值本位，就没有合理的国际价格形成机制，于是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统计学家和孤立主义冲动的影响，货币操纵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贸易政策工具，各国竞相贬值本币，以期为自己的出口商制造竞争优势。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被树立起来，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不言自明。之前在共同的金本位下互相贸易共同繁荣的国家之间现在竖起了货币和贸易壁垒，民粹主义领导者把自身的所有失误归咎于外国敌对势力，互相憎恶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很快实现了奥托·马利（Otto Malley）的预言：“如果商品不能跨境流通，士兵将跨境作战；如果枷锁不能来自贸易，炮弹将来自天空。”

炮弹确实从空中落下了，与之相伴的还有此前不可想象的各种谋杀和恐怖。这要感谢凯恩斯主义错谬中最危险和荒唐的理念的广泛传播，即政府在军事方面的支出有助于恢复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主宰经济的政府所打造的战争机器前所未有地恐怖。根据原汁原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任何支出都是支出，不管是来自个体养家糊口的消费，还是来自政府杀害外国人的战争支出，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构成了社会总需求，都可以减少社会总失业率！在大萧条中陷入赤贫的人越来越多，所有大国都花费巨资武装自己，最终结果是又回到30年前那种毫无意义的巨大破坏。

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来说，战争可以带来经济复苏，如果只看政府官僚收集的统计数据，如此荒谬的理念竟然是成立的。战争花费和征兵额度持续上升，带来了迅猛的政府支出和迅速下降的失业率，因此，所有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都因为参加战争而获得了经济复苏。然而，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的生活，任何一个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异议的人都会意识到，哪怕在美国这样战火并未在本土燃烧的国家生活，无论如何臆想，都跟“经济复苏”不沾边。战争带来大量的死亡和破坏，参战国巨大的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消耗意味着民生部门产出的极度短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定量配给和价格管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度禁止人们建造和修缮住房。更加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参战国都有大量人口被征召入伍，哪怕有再多的总支出用于给他们制造武器，你都不能说在前线战斗和牺牲的士兵享受到了任何形式的经济复苏的好处。

凯恩斯主义将总需求作为经济状况决定因素的理论遭受的毁灭性打击之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美国。战后，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政府开支大幅削减，于是那个时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预测，战争之后将是一片黯淡。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敌对的结束极大地减少了政府的军事开支；民粹主义的强势总统罗斯福去世，取而代之的是温和且不那么符号化的杜鲁门，新总统要面对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政治僵局阻止了罗斯福新政的继续。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将会带来迫在眉睫的灾难。正如二战后时代编写经济学教科书的保罗·萨缪尔森在1943年所写的：

如果战争在未来6个月内突然结束的话，根据上次战争结束时的经验得出的最后推论将不可避免地实现，即我们又一次毫无计划地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战争，遣散武装部队，取消价格管制，从天文数字的赤字转向20世纪30年代的赤字水平，然后将迎来任何经济体不曾面临的最严重的失业和产业混乱时期。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罗斯福新政的停止，美国政府的支出水平在1944～1948年令人吃惊地降低了75%，同时还取消了绝大部分价格管制。然而，在这些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超凡的增长。约有1000万参加和服务战争的人回到家乡，他们顺利地融入了劳动力市场，经济生产的蓬勃发展，与所有凯恩斯主义的预测背道而驰，彻底颠覆了支出水平决定经济产出的荒谬观念。随着来自政府的中央计划自1929年股市崩盘以来第一次有所缓解，实践向我们证明，只要让市场自由调整价格水平，市场就可以发挥经济活动协调机制的作用，撮合买卖双方，鼓励生产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并回报工人的努力工作。然而，这也只是表面上的改善，因为世界仍然脱离金本位，货币供给仍会不断扭曲，而这种扭曲将继续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场又一场危机。

有一种广为人知的说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政府货币的时代，胜利者不但要决定过往的历史如何书写，还要决定未来的货币体系如何构建。美国召集其盟友代表到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一个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不过历史对这个系统的设计者并不友好。英国的代表正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的经济学说在战后几十年中不断在现实的海滩上搁浅，美国代表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则在后来被指与苏联政权有多年联系。怀特为中央计划的全球货币新秩序而战，他的计划甚至让凯恩斯的理论看上去不那么疯狂，他的行动甚至接近了胜利。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元成为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他国货币以固定汇率兑换美元，而美元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为构建这一体系，其他国家央行将把自己储备的黄金运到美国保存。

美国人民仍被禁止持有黄金，但美国政府承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以固定汇率用美元赎回黄金，开启了所谓的黄金交易窗口。理论上讲，此时全球货币体系仍然以黄金为基础，如果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不超出其黄金储备，维持住美元和黄金的可兑换性，同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发行量也不超出其美元储备，货币体系则可以事实上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金本位货币体系。当然，它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实践中，汇率根本不是固定的，有专门条款允许政府改变汇率，以解决“基本失衡”。

为了管理这个由一厢情愿的固定汇率制度组成的全球系统，并修复任何潜在的基本失衡，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各国央行之间的国际调节机构，以实现汇率和金融的稳定。本质上讲，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试图借助中央计划来实现19世纪自发实现的国际金本位。在19世纪的经典金本位下，货币单位是黄金，资本和商品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不需要中央控制或指导就能自动平衡，从未导致国际收支危机：无论有多少资金或货物跨境流动，都是由其所有者自行决定的，不可能出现任何宏观经济问题。

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充斥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天生要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且这样的政策十分重要。持续的货币和财政干预自然会导致各国货币价值的波动，导致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当一个国家货币贬值时，它的产品对外国人来说会变得更便宜，从而带来更多的产品出口，同时，持有该货币的人则会寻求转而持有外国货币，以保护自己免受贬值的影响。与货币贬值相伴的往往是人为的低利率，这时候资本会寻求撤出该国，流向有更好回报的地方，资金外流又会进一步加剧货币贬值。此外，当邻国货币贬值时，能更好地保持本币价值的国家就会出现资本流入，从而导致本国货币进一步升值。贬值将播下更多贬值的种子，升值将导致更多的升值，这种动态变化会给两国政府造成头疼的局面。金本位下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金本位下两个国家的货币价值都与黄金挂钩，都是稳定的，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不会影响货币的价值。

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机制曾为衡量所有经济活动提供了一根恒定的标尺，但浮动的货币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是在各国政府之间达成一种不可能的平衡，在货币价值浮动的混乱局面中找到某种形式的稳定或“均衡”，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不停改变汇率的同时，将汇率保持在预定的某个区间内。如果全球经济没有稳定的记账单位，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使用每次测量都会给出不同结果的卷尺，你是无法建成房子的。

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及其盟友还希望建立另一个专门安排贸易政策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被国会否决，首个尝试以失败告终，但它的替代方案关贸总协定（GATT）于1948年开始生效。关贸总协定旨在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平衡预算和贸易以确保金融稳定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句话说，旨在让中央计划的全球贸易和财政及货币政策保持平衡，就好像这种事真的有可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另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方面是，大多数成员国将其大量黄金储备转移到美国，并以每盎司35美元的汇率换取美元。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实物黄金不再需要流动，美元将成为全球贸易货币，各国央行将通过美元进行贸易，并以美元结算。从本质上讲，这一体系类似于整个世界是一个运行在金本位之上的国家，美联储是世界的中央银行，其他国家的央行则充当地区性银行，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古典金本位时期的货币纪律在这一体系内几乎完全丧失了，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不能用政府发行的纸币从银行兑换黄金，任何国家央行扩大货币供给的行为都得不到有效控制。只有政府才能用美元跟美国兑换黄金，但事实证明，即便是政府，想换回黄金也比预期复杂得多。今天，当年外国央行换回了35美元的每盎司黄金的价值超过了1200美元。

货币扩张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准则，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黄金之间微弱的联系无力阻止全球货币的贬值，也无力阻止影响大多数国家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危机。然而，美国被置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这种状况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货币扩张对旧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掠夺，差别只是与现在的规模相比，当年真是小巫见大巫。由于美元分布在世界各地，各国央行不得不将其作为相互间贸易的储备，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扩大美元供给获得可观的铸币税，同时也不用担心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euff）创造了“无泪赤字”（deficit without tears）一词，用来描述美国所处的新经济现实：美国可以通过让全世界使用的货币（美元）膨胀，来将债务货币化，从而获得资金，在全世界购买任何东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的财政政策还能保持相对克制，但这种克制很快就被通过通货膨胀获取免费午餐这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打败，当出于战争和福利目的时候，这种手段更是用得十分顺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繁荣发展的军事工业变成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谓的军工联合体——强大到足以左右从政府获取更多资金支持的庞大工业集团，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没有理性目的或清晰目标的无尽的昂贵冲突。凯恩斯主义理论声称，这种支出将有利于经济，于是，摧毁数百万外国人的生活成为美国人民可以接受的选项。

这架战争机器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更多好处，因为说到底它是那些致力于以各种形式加强政府福利的政治人物的产物。从“伟大社会” （Great Society）到经济适用房（affordable housing）、教育和医疗，法定货币让美国选民无视经济规律，相信免费午餐或者至少是永远打折的午餐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由于限制兑换黄金以及能够将通胀成本分摊到世界其他地区，对美国政客来说，唯一成功的政治方案就是增加政府支出，战后的每一任总统都见证了美国政府的支出和国债的增长，以及美元购买力的下降。有了法定货币源源不断地资助政府，政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就无足轻重了，因为政治不再由权衡组成，每一位候选人都有足够的资源支持每一项竞选纲领。

政府货币的历年表现

对美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来说，美元与黄金之间微弱的可兑换性联系是一个恼人的细节，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全球黄金市场总是试图通过更高的金价反映通货膨胀的现实。伦敦黄金总库（London Gold Pool）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立的。伦敦黄金总库试图通过将政府持有的部分黄金储备出售给市场，来降低黄金价格，然而这也注定只能暂时奏效。到了1968年，美元就不得不承认其多年来的通胀，进行重新估值。

第二个问题是，一旦意识到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就会有一些国家试图从美国取回它们的黄金储备。法国总统戴高乐甚至派了一艘军舰到纽约取回法国的黄金。当德国人也试图运回他们的黄金时，美国终于坐不住了。由于黄金储备持续走低，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让市场上的黄金价格自由浮动。美国事实上没有履行之前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的使命是维持世界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而现在，这种汇率已经被放开，由商品和资本的跨境流动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外汇市场决定。

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的黄金赎回这个最后约束，美国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扩张货币，导致美元购买力大幅下降，物价全面上涨。美国政府及其御用的经济学家把物价上涨归咎于他们看到的每个人和每件事，就是避而不谈上涨的真正原因——美元供应的增加。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的表现甚至更糟，因为它们不但是储备货币（美元）通胀的受害者，还要叠加自身央行通胀政策的戕害。

尼克松总统此举最终完成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经济由金本位向以政府发行的几种货币为本位的转变。随着交通和电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全球化，汇率自由浮动造成了霍普所说的“部分以货易货的系统”  。在新的货币本位下，从他国购买东西，需要使用不止一种交换媒介，这重新引发了那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需求耦合。卖方不想要买方的货币，因此买方必须先购买另一种货币，并承担转换成本。随着交通和电信技术的进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缺乏同质的国际货币导致贸易低效，而且代价越来越大。日交易量5万亿美元的外汇市场的存在，就纯粹是这种低效的结果。

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都发行自己的货币，但美国才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其他国家都以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为自己发行货币的储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整个世界都依赖政府发行的货币运行。这种货币安排常被认为是正常和无须质疑的，但实际上，研究一下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即美元的硬度是很有必要的。

从理论上讲，创造一种人为稀缺的资产并赋予它货币的角色，是可能的。世界各国政府在放弃金本位后就这么做了，比特币的创造者也这么做了，但结果却截然相反。在法定货币不再和黄金挂钩之后，纸币的供给量增速高于黄金，因此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纸币的价值相对黄金大幅下跌。1971年，美国的M2约为6000亿美元，而如今已超过1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7%。相应地，1971年，1盎司黄金的价值是35美元，而今天它的价值超过了1200美元。

从政府货币的历年表现来看，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不同时期的存量-增量比呈现出一幅喜忧参半的图景。发达国家货币相对稳定和坚挺，其货币供应的增长率通常为个位数，增长率的变异系数相对要大得多，在通货紧缩经济衰退时期也会发生货币供应量的收缩。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则多次像普通消费品一样发生供应量的暴涨，导致灾难性的恶性通货膨胀，洗劫持有者的财富。世界银行提供了1960～2015年167个国家广义货币增长的数据。将所有国家的数据平均，广义货币年均增长率如图4-2所示。虽然并非所有国家和所有年份的数据都是完整的，但整体看来，各国货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长32.16%。

图4-2　167国广义货币年均增长率（1960～2015年）

32.16%的计算不包含好几个恶性通货膨胀的年份，在那些恶性通胀时期，有些国家的货币被完全摧毁并被一种新货币所取代，因此，这一分析结果并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哪些货币表现最差，那些死亡的货币已经无法进行比较了。但看看货币供应量年均增幅最高的那些国家，就相当于看了一份在1960～2015年出现过的广为人知的剧烈通胀的国家名单。表4-2 列举了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最高的10个国家。

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抛出本国货币，换购耐用品、大宗商品、黄金和外币，而美元、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这些国际储备货币，则流通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哪怕是通过黑市渠道。这些强势货币满足了各国人民很大一部分的价值存储需求。审视一下这些强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它们成为获得广泛认可的价值存储载体的原因显而易见：长期看来，相对来说这些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增长率都比较低。鉴于对全球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主要的价值储值选项，因此在分析供给增长率时，我们有必要将它们与那些不怎么稳定的货币分开来考察。表4-3列出了当前外汇市场的前十大货币，以及它们在1960～2015年和1990～2015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在1960～2015年，十大最具国际流动性的货币平均增长水平为11.13%，而在1990～2015年，这一数字为7.79%。这表明，正如本书的分析所预测的那样，全球最受欢迎、最具适销性的货币，其存量-增量比高于其他货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各国浮动汇率时代的开始，也是大多数国家经历高通货膨胀的时期。1990年后，情况有所好转，平均货币供应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对于经合组织成员而言，1990～201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7.17%。

可以看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货币普遍有一个可预见的比较低的增长率。在最近的历史上，我们亲眼见证了好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发生的价格飙升和恶性通胀，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给增长通常比较慢。发达经济体的广义货币增长率通常在2%～8%，平均在5%左右，很少攀升至两位数或跌至负值（见图4-3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则不稳定得多，有时波动到两位数，有时是三位数，有时甚至是四位数，有时还会下降到负值，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及其货币的高度的金融不稳定性。

图4-3　日本、英国、美国和欧元区年度广义货币增长率

每年5%的增长听起来可能不算多，但在短短15年内，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量就能翻一番。这正是白银在货币竞争中输给黄金的原因，黄金的供给增长率较低，意味着购买力下降的速度比白银慢得多。

恶性通货膨胀是政府货币特有的一种经济灾难。在金本位或银本位的经济体，未有过发生恶性通胀的先例。哪怕是贝壳和玻璃珠失去货币地位的时候，它们失去购买力的过程也是缓慢的。但是，在政府货币时代，由于货币的生产成本趋近于零，全社会以货币形式存储的财富完全有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内归零。

恶性通货膨胀的坏处远远不只是很多人失去了很多钱，它是社会经过几百上千年才建立的经济生产结构的彻底崩溃。随着货币的崩溃，除了挣扎于基本的生存需求，人们再也不可能进行贸易、生产或从事其他任何活动。货币崩溃，消费者、生产者和工人无法完成相互之间的支付，于是社会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生产和贸易结构随之崩溃，商品这种人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开始消失。资本被摧毁，被变卖，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首先是奢侈品消失了，然后是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也难以寻获，直到人们退回到野蛮原始的生活状态，每个人都尽量自给自足，努力确保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随着个人生活质量的显著下降，绝望开始转化为愤怒，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此时最具煽动性的、机会主义的政客就会利用这种情况，煽动人们的愤怒以获得权力。最生动的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它不仅导致了世界上最发达和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的毁灭和崩溃，而且助推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即使经济学教科书中描述的政府管理货币供给的好处是成立的，全球任何地方发生的一次恶性通胀所造成的损害，都远远超过这些收益。而在政府货币的时代，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远远不止一次。

法币发生恶性通胀的情况并不鲜见，根据史蒂夫·汉克（Steve Hanke）和查尔斯·布什内尔（Charles Bushnell）对恶性通货膨胀的定义，即一个月内物价水平上涨50%，那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样的事情发生了56次。汉克和布什内尔的定义核实的历史上可考的恶性通货膨胀有57次， 只有1次发生在货币国家主义时代之前，那就是1795年在密西西比泡沫之后，法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其实它也是政府货币造成的，其推手正是“纸币发明者”约翰·劳（John Law）。

政府负责货币供给的问题在于，通货的硬度完全取决于那些主张不扩大货币供给的人的政治实力。货币硬度只来自政治约束，而在物理上、经济上或自然上，政府生产多少货币完全没有任何限制。牲畜、白银、黄金和贝壳的生产都需要付出大量劳动，且不可能一下子大量生产，但是政府货币的生产只需要政府的法令就够了。不断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意味着货币不断贬值，使货币的持有者财富受损，使货币的生产者和最早获得货币的人受益。 历史表明，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屈服于货币供给膨胀的诱惑。无论是纯粹的因为贪污腐败，还是因为“国家紧急状态”，又或者是受到通货膨胀学派泛滥的蛊惑，政府总会找到一个理由和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扩大政府权力，同时稀释货币持有者的财富。这与铜生产商为了应对铜的货币需求而开采更多铜没有什么不同；它奖励货币的生产者，但惩罚那些选择用铜来储备财富的人。

如果一种货币可以证明自己的供给量是无法扩大的，那么它会立即大幅升值。2003年，当美国入侵伊拉克时，空袭摧毁了伊拉克中央银行，同时也摧毁了伊拉克政府印刷新第纳尔的能力。这导致第纳尔在一夜之间大幅升值，伊拉克人对这种货币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没有中央银行能够再印发这种货币了。索马里先令在其中央银行被摧毁后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货币在明显稀缺的时候比在容易贬值的时候更加值得拥有。

有几个原因使政府货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货币。第一，政府强制要求用其发行的货币纳税，这意味着普通人极有可能接受这种货币，使其在适销性上棋先一招；第二，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和监管意味着，银行只能用政府批准的货币开立账户和进行交易，因此与其他任何潜在竞争对手相比，政府货币的适销性要高得多；第三，在许多国家，法定货币法规定支付时使用其他形式的货币是违法的；第四，所有政府货币仍有黄金储备支持，或有黄金储备支持的货币支持。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数据，各国央行目前的黄金储备约为3.3万吨。央行的黄金储备在20世纪早期迅速增长，因为许多政府没收了人民和银行的黄金，强迫他们使用自己发行的政府货币。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货币供给增加的压力下不堪重负，各国央行开始抛售部分黄金储备。从2008年起，央行黄金储备下行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各国重新开始购入黄金，全球的黄金产量也有所增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政府货币时代，政府自己储备的黄金数量，远远超过1871～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它们的黄金储备。黄金显然没有失去货币角色；黄金的价值不是来自任何人的债务，它仍然是债务的唯一最终消除者，是不存在交易对手风险的最好的全球通用资产。然而，它的货币角色仅限于中央银行，而个人则被迫使用政府货币。

央行的巨额黄金储备可以用于在黄金市场上紧急出售或租赁，以防止黄金价格在需求增加期间上涨，保护政府货币的垄断地位。正如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经解释的那样：“如果金价上涨，各国央行随时准备租赁更多的黄金。” （见图3-4 ）技术发展已经带来了更加复杂精致的货币形式，比如纸币这种容易携带的货币，随之出现了一个新的影响货币适销性的问题，那就是这种货币的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会限制货币的适销性。商品货币不存在这种问题，商品货币的价值来自市场，不由交易的第三方指定：牲畜、盐、黄金和白银都天生有市场和买家。但是，政府发行的货币从商品角度看，其价值微不足道，如果发行货币的政府宣布它不再适合充当法定货币，其适销性就会受到影响。2016年11月8日，印度人一觉醒来，听说他们的政府暂停了500卢比和1000卢比这两种大额钞票的法定货币地位。转眼间，这些曾经非常好用的货币失去了价值，人们不得不在银行排着长队等待兑换。当前，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减少对现金的依赖，越来越多人的财富被存入受政府监管的银行，使得这些财富很容易被没收或受到资本管控。事实上，这种事经常发生在经济危机时期，也就是个人最需要这些钱的时候，这种不可控的外来干预是影响政府发行的货币的适销性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的时代，最好的货币标准主要聚焦于市场选择和对适销性的考量，在20世纪，政府控制的货币意味着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标准被添加到适销性衡量中，这就是货币的适销性是否基于持有者的意愿而不是取决于其他组织。将这些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健全货币”一词的完整理解：健全货币是市场自由选择的货币，该货币完全在合法赚取它们的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控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他那个时代黄金货币角色的坚定捍卫者，他明白黄金的货币角色并不是天生的或固有的。作为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大师之一，米塞斯很清楚，价值并不存在于人类意识之外，金属和物质本身没有任何天然的东西可以赋予它们货币的角色。对米塞斯来说，黄金的货币地位是因为它满足了他所理解的健全货币的标准：

健全货币原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肯定市场对常用交易媒介的选择，另一个是否定政府干预货币体系的倾向。

那么，根据米塞斯的观点，健全货币是市场自由选择的货币，是在其所有者的控制下的货币，是免受强制干预和介入的货币。只要货币的控制者不是它的所有者，而是另有其人或机构，控制它的人或机构总是面临不可抗拒的诱惑，他们总会通过通胀或没收窃取货币的价值，并将货币用作一个政治工具，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让货币的所有者代为承受代价。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从创造财富的人手中夺走财富，转交专门控制货币却从不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与第二章所述的欧洲商人向非洲社会大量供应廉价珠子，从而窃取非洲社会的财富并无区别。如果这样一条让勤劳致富的人变得贫困，而让另外一批人走向财富自由的道路持续开放，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繁荣。反之，在健全的货币下，提供对他人有价值的服务是任何人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社会会集中于生产、合作、资本积累和互相贸易。

由于货币的市场选择被政府命令拒绝，政府将发行的纸币强加于人，20世纪成为不健全货币和政府万能的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支出和赤字不断增加，货币不断贬值，政府离健全货币也越来越远，同时，政府控制的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大。随着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教育体系，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植入了一种观念，即经济规则不适用于政府，政府的支出越多，经济就会越繁荣。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样的学者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理念是，政府支出只有好处，没有成本。毕竟，政府总是可以印钞票，因此在开支方面没有真正的限制，它可以用这些钱来实现选民为它设定的任何目标。

对于那些崇拜政府权力、喜欢极权主义的人，比如20世纪许多极权主义的政权来说，这种货币安排是天赐之物。但是，对于那些珍视自由、和平和合作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沮丧的时期，经济改革的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暗淡，政治进程使货币理智越来越成为一个幻想。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言：

在将货币从把持它们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之前，我相信我们再也不可能重新获得良好的货币。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能做的，只是以聪明迂回的方式引入一些它们无法阻止的东西。

直到今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判断依然有效，尽管他在1984年发表此番言论时，完全无法预知“它们无法阻止的事情”的具体形式。在他发表上述言论30年后，在各国政府摧毁了金本位这个健全货币的最后堡垒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有机会用一种新形式的、市场自由选择的货币进行储蓄和交易。诞生之初，比特币的表现就已经满足了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所有要求：它是自由市场选择的，适销性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