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7月10日
公众号：不懂经
币圈及科技大佬巴拉吉最近发了个推，说以前的公司往往很早就上市了，但是在美国的SOX法案之后，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私有化，只有少数人能够投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在成为投资者，每种加密资产都有一个价签，每种资产又都在成为加密资产。所以，是时候重回正轨了吧？
重回正轨是我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在2002年之后，看上去《主权个人》中预测的一切都错了，互联网泡沫破裂了，民族主义上升了，科技浪潮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技术的发展仍在继续。是时候重回正轨了。
今天接着分享《主权个人》第四章——政治最后的日子。前面的篇章请在公众号下方专栏内集中阅读。另外，本号现有两款王炸产品：信息时代的致富圣经——《如何不靠运气获得财务自由》，仅售39元；以及比特币重磅特辑——8万字付费文章合集，仅售77元。付费频道可预览内容，公众号右下角联系购买。
与今天不同的是，在中世纪，国籍的概念对于确立主权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在那个时代，君主、红衣主教以及有权势的领主们，以私人权利的形式拥有领土。他们能以现代人无法比拟的方式，出售或赠送领地，或者通过转让、联姻及征服获得新的领土。
今天你很难想象，一个不会讲英语的葡萄牙总统碰巧娶了美国前总统的女儿，美国就会归于葡萄牙的主权之下。但这样的事情在中世纪是很常见的。权力通过血统世袭传承，城市和国家更换主权，就好像古董更换主人一样。
很多时候，君主并不是他财产所在地的本地人，他不会讲当地的语言，或者讲得很糟糕，口音很重。但是，不管雅典的国王是西班牙人，还是西班牙的国王是奥地利人，这对个人所承受的义务都没有任何影响。
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宗教团体也可以行使主权。这种混合型的机构在今天找不到对应的产物；虽然马耳他骑士团还依然存在，而且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恢复对马耳他圣安杰洛堡的主权。
这些机构将宗教、社会、司法和金融活动与对地方的主权结合了起来。虽然他们也行使领土管辖权，但与今天的政府完全相反，他们赢得支持及推进管理计划时，完全不是依靠国籍身份。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和管理者，来自欧洲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即“基督教世界”。
没有人认为应该或者必须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统治者。在支离破碎的中世纪主权格局中，要动员支持者，不像现代那样取决于民族身份或对国家的责任，而是取决于个人的忠诚和习惯性的联系，这些东西必须作为个人荣誉去维护。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宣誓遵从这些义务，只要他的社会地位满足相应的资格。
骑士的誓言将人们联结到了一起，并以当事人的名誉起誓。就像惠泽加所写的，“立下誓言，人们就对自己施加了一些束缚，作为履行承诺的动力。”当时的人对遵守誓言看得非常重，为了避免失信于人，他们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或者遭受严重的后果。
遵守誓言被视为一种个人荣誉，约束着人的行为。而其中某些行为，在本书的读者看来，可能是很滑稽的。
例如，星辰骑士团曾经发誓，绝不“从战场上撤退超过4英里；而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九十多人就因为这一誓言而送命。”作为一种军事战略，连战术性的撤退都禁止可能是不合理的；但所有的骑士誓言都有这样的要求。
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英格兰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巡逻的骑士们脱掉盔甲；因为如果他们穿着斗篷盔甲从敌阵上撤退，那就太有失荣耀了。而碰巧的是，国王本人迷路了，路过他的先锋部队夜宿的村庄。穿着盔甲的国王，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的骑士荣誉感使他无颜走进那个村庄，只好暴露在危险之中，在外面度过了一夜。
这个例子尽管看起来很傻，但亨利国王的盘算可能并没有错。相比在敌人后方睡觉的危险，撤退会辱没自己的荣誉，并为整个军队树立榜样，打击士气，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中世纪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事例，都是杰出的人物在履行那些很荒谬的誓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做的事并不能带来任何客观上的利益，只是生动地表现了宣誓人对誓言本身的重视。
在这些誓言中，常见的情况有：如果他们加入了只有一个人的锁链囚徒帮（one-person chain gang），就要遮住一只眼睛，只在站立的时候吃喝，并且要把自己搞残废，变成瘸子。
当时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就是戴着痛苦的脚镣行走。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人戴着沉重的脚镣在大街上挣扎，你肯定会觉得他疯了，而不会认为他是个大德之人。但在骑士精神的背景下，心甘情愿地戴上这样的装置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还有很多类似的习俗，在今天看来都很可笑。根据惠泽加的描述，许多人发誓“周五不吃肉，周六不睡床；一个又一个禁欲主义的行为变本加厉。一个贵族承诺：永不穿盔甲，每周有一天不喝酒，不在床上睡觉，不站着吃饭，并穿着刚毛衬衣（苦行者穿的）。”
很多狂热的誓言分子成立了一些教团，对他们的成员施加严厉的苦修，作为一种荣誉的考验。例如，克拉洛瓦和加洛伊奇骑士团，在夏季“穿着毛皮和毛皮衬里的帽子，还在壁炉里烧着火。在冬天，则只允许穿一件没有毛皮的单薄外套，不能穿斗篷，也不能戴帽子和手套，床单也很薄。”正如惠泽加所说，“大量的成员被冻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世纪的自虐是一种严酷的折磨。人们对自己施加这种折磨，是希望审判和惩罚的上帝能收起棍子，宽恕他们的罪行，使他们免受在今生和来世都应得的更大惩罚。” ——诺曼·库恩
从施加危险和清苦的誓言，到考验、朝圣、折磨、不适，甚至是故意的自残，这中间只是很短的一步。在中世纪，这些行为都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值得高度赞扬。它们象征着宣誓的严肃性，这种逻辑，在今天的兄弟会或联谊会的入会仪式中依然适用。
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或者在雪地里赤脚朝圣，这样的折磨，比起自我鞭挞的严酷，都是小巫见大巫。自我鞭挞是中世纪很特别的一种忏悔方式，它与封建主义差不多是同时出现，最早是“在11世纪初被卡马尔多利和阿维拉纳修道院的隐士们所采用。”
鞭笞者不只是在寒冷的天气里赤脚行走，他们组织游行，日夜不停的赶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就会在教堂前排成一排，连续鞭打自己几个小时。”
我们相信，当未来的人们回顾民族国家的时代，会发现20世纪的人以公民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看待自我鞭挞一样可笑。
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现代时期的士兵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而穿越半个地球去赴死，是一种怪诞又愚蠢的景象。它和那些异常夸张的骑士仪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戴着脚镣走来走去；而在封建时期，即使是那些理智的人，也以此为荣。
当大政治的条件发生了改变，宣誓效忠领主的军事意义已经过时，骑士精神就逐渐式微了，被公民责任所取代。
在火药武器和工业化军队的世界里，打仗的人和他们的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就非常不同了。公民身份出现在暴力回报率很高且不断攀升的时期，相比中世纪发动战争的社会实体，这时候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资源。
民族国家以其强大的实力和财富，可以直接与穿着制服作战的普通士兵进行交易。历史证明，这种交易对国家来说要便宜得多，而且，相比通过与有权有势的领主和地方豪强谈判以组建军队，也要省事得多；因为这些人每一个都有能力拒绝与自身利益相悖的要求，而民族国家的个体公民则做不到这一点。
公民身份的关键取决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个人或小的团体，在大政治层面，具备独立行使军权的能力。在后面我们会深入探讨这其中的原因。
随着信息技术改变打仗的逻辑，它必将使公民身份的神话破产；就像火药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过时一样。
在西欧主宰了几个世纪的骑兵贵族，可算不上是他们后代那样的绅士。他们是粗俗的、暴力的；用今天的话说，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中世纪的机车帮派。礼仪规则和骑士精神的伪装，更多是用来约束他们的过激行为，而不是描述他们真正的作风。即使对骑士精神的规则和义务进行百科全书式地描述，也很少或根本无法揭示出贵族权力的来源。
十五世纪末，就在武装骑士刚刚把他们的战斗技艺提高到臻于完美的境界时，有效的火药武器出现了，在他们的脚底下引发了一场强烈的爆炸。
在那时，经过精心培育，终于产出一匹高达16手宽的战马，这批骏马的身材可以舒适地承载一个全副武装的骑士。然而，正如诺斯科特·帕金斯睿智地指出，“只有处于崩溃边缘的制度才会达到完美。”
完美的新战马诞生了，新式武器也被部署到了战场上，可以轰炸战马和骑士。这种火药武器可以由普通人使用，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但要大量采购，则非常昂贵。与作为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相比，商业的重要性随着新武器的扩散逐步提升。
火药武器是怎么促成这种转变的？首先，它提高了战斗的规模，这使得发动战争的代价很快就远超中世纪时期。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往往都是在很小的团体之间展开的，他们甚至可以在一块贫瘠狭小的领地上征战。
火药为更大规模的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只有那些拥有富裕臣民的统治者，才有能力派遣出强大的军队。
而最能适应商业发展的统治者，往往是那些与城市商人结盟的君主，他们会发现自己在战场上享有竞争优势。用克利福德的话说，“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更优越的财政资源，可以购买更多的大炮，从而把敌人轰得粉碎。”
火药武器的逻辑全部被演绎出来，是在几个世纪之后，法国大革命中的平民军队。但火药对战争的改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军服的采用上，就显示出来了。军装恰如其分地象征了战士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这种发展与骑士精神到公民身份的转变相辅相成。
在封建主义时期，君主或者教皇要与一长串的诸侯分别达成不同的交易，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则可以与它的公民达成“统一”（也是制服的意思）的交易。在旧制度下，每个人都在等级结构中有一个不同的位置，每个人都可以达成一个特殊的交易，就像他的纹章或者悬挂的彩旗一样。
火药武器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它将权力的行使与体力区分开来，从而降低了商业活动的机会成本。
富有的商人不需要再靠技巧和力量进行徒手搏斗，也无需再依靠忠诚度可疑的雇佣兵保护自己；他们可以寻求最高统治者更大规模的、新式军队的保护。正如威廉·普莱费尔在谈到中世纪时所说，“在敌对的情况下，人力是激怒别人的力量，……所以，在当时，一个人不可能长期保持同时富有和强大。”
商业对塑造现代社会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然而，就像今天的大多数人还不能预见到信息社会的新动态一样，中世纪时期的主流思想家们，也无法预测或理解商业的兴起。
五个世纪之前的大多数人，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他们不断变化的社会。正如惠泽加所说，“从现代意义上说，（中世纪）很少有财产是流动的。权力还没有与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仍然是与生俱来的，取决于掌权者所激发的某种宗教敬畏，它以奢侈浮华的排场及大量忠实的追随者来彰显自我。通过可见的标志，封建或等级思想表现为那种追求显赫的想法。”
中世纪晚期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社会地位，他们还想不到商人能对王国的生活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因为商人都是平民，几乎毫无例外；他们处于三层身份的最底层，低于贵族和神职人员。
在中世纪的暮年，即使是更加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也认识不到，在农业之外，商业和其他形式的社团对于积累财富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贫穷是一种使徒般的美德；在他们看来，有钱的银行家和乞丐没有区别。
惠泽加说，“在第三阶层中，原则上不区分富人和穷人，也不区分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在当时的体制下，职业和财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骑士身份。
这种对生活中经济层面的盲视，又被教会人士强化了，这些人是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守护者。教士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以致于在15世纪，推出了一项广受赞誉的改革方案，要求所有非贵族身份的人都要专门从事手工业或农业劳动。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的任何作用。
“1492年，被习惯性地用来区分中世纪和现代时期，其实也可以作为其他一切事态的分界点。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哥伦布的大航海，象征着西欧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崭新关系的开始。” ——弗雷德里克·莱恩
十五世纪众多最敏锐的头脑，也完全没有捕捉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而该进程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封建主义的消亡，标志着西方主导全球的伟大的现代时期开始了。在这一时期，暴力的回报率不断上升，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
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里，现代经济为能够享受到其最大利益的那部分人，带来了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这些变化的催化剂是新技术，从火药武器到印刷术，以很少有人能够掌控的方式改变了生活的边界。
到十五世纪的最后10年，哥伦布等探险家才打开了通往广阔未知大陆的通道。在人类生存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足迹囊括了整个世界。
西班牙大帆船，是在地中海帆船的基础上打造的新型高桅帆船，它环绕地球，绘制出了海上的通道，这些海图成为了后来商业贸易、疾病传播和军事征服的指南。在海上，在岸上，征服者靠着他们的新式青铜大炮，开疆拓土。他们发现了代表财富的黄金和香料；种下了新的经济作物，从烟草到土豆；还为他们的牛群开辟了新的牧场。
就像火炮打开了新的经济领域，印刷术开拓了新的知识领域。它是第一种大规模生产的机器，也是工业主义萌芽的标志性技术。
说到这里，我们同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工业革命早在他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它肯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但规模化生产和工厂系统的原则已经确立。
他所举例的大头针制造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斯密解释了怎么用18个工人分开操作来生产大头针。得益于专门的技术和劳动分工，每个员工在一天内生产的大头针，是他自己单独制造数量的4800倍。
亚当·斯密的例子还突出了一个事实：工业革命的开端，比传统历史学家认为的要早几个世纪。大多数教科书都把它的起源定于18世纪中叶，这也不是不合理，因为那是人类生活水平起飞的时期。
但在大政治层面，封建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的过渡，实际上要早得多，是在15世纪末。几乎是发生的同一时间，它的影响就在统治机构的变革上体现出来了，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消亡。
把工业革命的开端定在较晚时期的历史学家，是在衡量另外一件事，就是由发动机驱动的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生活质量的飞跃。这提高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并导致各种消费品的价格下降。
事实上，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在不同时期开始急剧上升，这就提示出，人们是以大政治转型以外的因素在衡量工业革命。
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谈到“工业革命”时用的是复数，并明确地将它与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联系在一起。在日本和俄国，这种收入的猛涨一直推迟到19世纪末。在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20世纪才发生的景象。非洲另外一些地区，持续增长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生活在现代时期。
工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收入增长的同义词。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个大政治事件，并不能直接用收入统计来衡量。
事实上，在工业时代的头两个世纪里，大多数欧洲人的实际收入都在下降；到了18世纪初的某个时候才开始上升，直到1750年左右才恢复到1250年的水平。
我们把工业时代的启动时间定在15世纪末。因为正是早期现代技术的工业特征，包括以化学为动力的武器和印刷机，导致了封建主义的崩溃。
大规模生产书籍的能力，对中世纪的机构形成了不可思议的颠覆；就像微处理技术将颠覆现代民族国家一样。
印刷术很快就破坏了教会对神的话语的垄断，甚至为异端邪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迅速传播，到15世纪的最后10年，共出版了1000万本书籍。
由于教会压制印刷业，大部分新书都是在欧洲那些当局权威最弱的地区出版的。当今天的美国政府试图压制加密技术时，很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教会发现，审查制度并没有抑制住颠覆性技术的传播，反而把它推倒了最能发挥颠覆作用的地方。
印刷机原本是人畜无害的，因为内容而具有了颠覆性。无畏的冒险家和商人赚取财富的知识被四散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溶剂，可以溶解封建义务的约束。新型市场的诱惑，大规模资助军队和海军的机会，使货币产生了封建时期所不具备的价值。
有了新的投资渠道，加上强大的武器，提高了暴力的收益，要求地方领主和城市商人向教会捐献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仅仅是在土地占有之外创造出的投资机会，就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稳定，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
印刷机的另一个颠覆性后果是大大降低了信息复制的成本。在中世纪，识字率极低，经济极不发达，一个重要原因是手工复制书稿的成本太高。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在罗马沦陷以后，教会承担的主要生产职能之一，就是在本笃会修道院复制书籍和手稿。这是一项成本极高的工作。而印刷机极大地降低了手稿复制的价值，修士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辛勤劳作，制作出来的手稿，用印刷机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够了。
新技术使本笃会的缮写室成为了昂贵的、过时的知识复制手段，而反过来说，这就降低了继续使用抄写员的宗教团体和教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书籍的大规模印刷结束了教会对圣经及其他信息的垄断。书本的广泛普及也降低了识字成本，从而使得有能力就重要课题——特别是神学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思想家成倍增加。
神学史家尤安·卡梅伦指出，16世纪头20年的“一系列的出版里程碑”为应用“现代文本批评经文”奠定了基础。这“威胁到了教会的垄断”，因为“人们开始质疑为了支撑传统教条而对经文进行的扭曲式解读。”
新知识鼓励了教会竞争，新教出现了，他们要制定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总之，书籍的大规模生产降低了异端和异教传播的成本，使他们也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出版也帮助摧毁了中世纪的世界观。信息的成本更低，更加容易获得，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象征主义转到了因果关系。
“象征主义的世界图景，特点就是无懈可击的秩序、建筑结构、等级从属关系。每一种象征性的联系都意味不同的等级和神圣性……核桃象征着耶稣，甜美的内核是他的神性，青涩多肉的外皮是他的人性，中间的木壳是十字架。因此，一切事物都在使人的思想上升到永恒。”
符号化（即象征主义）的思维方式不仅是对社会等级结构的补充，它也更适合教育文盲。木刻画中的符号所传达的思想，可以被文盲所接受。而相比之下，现代时期印刷术的出现，使得识字的人口可以运用科学方法，发展因果关系。
在15世纪中叶，中世纪社会的信仰基础似乎是无与伦比的安全和稳定，但却很快就被改变了。它的主要机构，也就是教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并被打破。
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受到过质疑的权力，突然陷入了争议。那种神圣的信仰和忠诚，超出今天任何民族国家对公民的束缚，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被人们重新认知并放弃。这一切的缘由，就是十五世纪最后10年出现的一场技术革命。
我们相信，像500年前那样的剧变将会再次上演。信息革命将摧毁民族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就像火药革命摧毁教会的垄断一样，毋庸置疑。
十五世纪末的情形与今天的状况惊人地相似；当时的生活完全被有组织的宗教所淹没，而今天的世界则充满了政治。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民族国家，都是已经衰老到极限的组织机构。
和中世纪暮年的教会一样，20世纪末的民族国家也是负债累累，无力再支撑自身的存续。对于那些不久前还坚定支持民族国家的人来说，它的存在对他们的繁荣幸福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还起反作用。
今天的政府收取了钱财，但他们提供的价值则是极其糟糕的。15世纪末的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历史学家尤安·卡梅伦说，“贫穷的地方神职人员，对他们收取的财务管理极差。他们所征收到的财物，实际上都消失在了修道院或神秘的高层那里。尽管教会的某些部门收到了大量的礼物，但整个机构却可以同时显得贫穷、贪婪和奢侈。”你很否认20世纪末的政府也是如此。
十五世纪末的宗教活动层出不穷，就像今天福利国家搞的项目一样。不仅仅有特殊的祝祷节庆，就连圣人和圣骨的供应都是无止境的。
每年都有更多的教堂、更多的修道院、更多的修会、更多的忏悔师（家庭常驻牧师）、更多的传教士、更多的大教堂分会、更多的捐赠圣堂、更多的遗迹崇拜、更多的宗教联合团体、更多的宗教节日和新圣日。宗教仪式越来越长，祈祷和赞美诗越来越复杂。
新的募缘修道团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到处乞求施舍。最终的结果是超出了制度的负荷极限，和今天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一样。
宗教节日和各种节庆全面激增，礼拜仪式越来越多，圣母玛利亚、她的姐妹和耶稣家谱中的所有圣人，都有专门的纪念日。对信徒来说，履行宗教义务的成本和负担越来越沉重，就像今天遵守法律的成本越来越高。
过去和现在一样，是生产者承担着收入再分配的成本，而他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由于资本利用方式的转变，这些成本的增长幅度超出了所有当权者的认知。
与货币资本相比，持有土地的相对优势正在下降。但中世纪的人们脑子里想的依然是地位和身份；社会地位取决于你是谁，而不是你有效配置资本的能力。
人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举办浮夸宗教仪式的机会成本已大大增加。这些成本都沉重地砸到了勤劳工作的农民、市镇居民和自耕农身上，相比与贵族阶级，他们需要更加高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本。他们不得不支付不成比例的费用，为无休止的盛宴、圣日餐饮以及奢侈的教会官僚买单。
在15世纪末，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后来由政府掌握的监管权力。教会主导着重要的法律领域，记录契约、登记婚姻、认证遗嘱、许可贸易、规定土地所有权以及商业的条款和条件。
教会法对生活细节的规范几乎和今天的官僚机构一样彻底，而且目的也大同小异。和今天的政治法规一样，500年前的教会法也充满了混乱和矛盾。这些规章制度往往搞得很复杂，以压制商业进步，这表明监管者根本就没想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例如，不管最近一年的12月28日是星期几，在一整年当中，每周的这一天都不能做生意。因此，如果某年的12月28日是星期二，在全年的所有星期二都不能合法做生意。这是为了纪念“诸圣婴孩殉道日”必须表达的一种虔诚。如果12月28日落在周日以外的任何一天，那么这个禁令就限制了很多种商业的经营潜力，延迟或阻碍了正常的交易，从而增加了成本。
教会法的实施也是为了加强垄断价格。教会在意大利托尔法的地产中开采明矾，通过销售明矾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当纺织业的客户想要选择从土耳其进口的更便宜的明矾时，梵蒂冈通过教会法宣布使用较低成本的明矾是有罪的，以维持其对价格的垄断。
坚持购买便宜的土耳其明矾的商人将被逐出教会。星期五禁止吃肉的著名禁令，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教会不仅是最大的封建地产所有者，它还控制着主要的渔业。教父们发现虔诚的教徒对于吃鱼有神学上的需求，在当时的交通和卫生条件还不利于鱼肉消费的情况下，教会能够满足吃鱼的需求，绝不是偶然的。
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中世纪晚期的教会，不仅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限制以保证自己的利益；它还充分利用监管的权力进行创收。
教士们煞费苦心地颁布了很多难以被遵守的法规和禁令。例如，对乱伦的定义特别宽泛，即使是远房表情或者只有姻亲关系的人，也需要得到教会的特别许可才能结婚。在现代旅行出现之前，这几乎包含了很多欧洲小村庄里的每个人。于是，为乱伦婚姻出售豁免权成为教会丰厚的收入来源。
即使是婚内的性行为，也受到教会法的严格限制。夫妻间的性活动，在周日、周三和周五以及复活节和圣诞节前的40天之内都是非法的。此外，夫妻在接受圣餐的前3天也要禁欲。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赎罪券，在一年中至少55%的日子里，夫妻双方不能享受性生活。
在《主教的妓院》一书中，历史学家E.J.伯福德认为，这些“愚蠢的”婚姻规定，刺激了中世纪卖淫业的发展，教会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伯福德指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温彻斯特大教堂的主教都是位于南华克的伦敦河岸妓院的主事人。而且，教会从卖淫中谋取暴力绝不仅限于英国。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约1471年），传闻从众多情妇中的一个感染了梅毒；他是第一个向妓女发放许可证并对她们征税的教皇，并因此而获利颇丰。他的继任者，教皇里奥十世，靠出售卖淫许可证据说赚了大约2.2万金币，是他在德国出售赎罪券所得的4倍。
即使是对牧师实行的著名的独身主义规则，也是中世纪教会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伯福德说，教会采取了一种被称为“情妇税”的敲诈手段，对包养情妇的牧师进行征税。
种税的利润无比丰厚，以致于法国和德国的主教对所有的牧师统一征收；尽管在1215年，拉特兰会议谴责了“这种可耻的交易，教长是在出售罪恶的许可。”
这不过是违反教会法规出售许可证以谋取利益的众多方式之一，这些交易背后的动机与逻辑，和贪婪的政客寻求对商业的任意监管权是一致的。
任意监管的权力也是出售豁免的权力，豁免监管可能导致的伤害。教会出售许可证或“赎罪券”，豁免范围无所不包，从减轻商业上的琐碎负担到允许在斋戒期间吃乳制品。
这些“赎罪券”不仅高价卖给贵族阶级和富有的乡民；还被包装成彩票式的奖品，就像今天的政府经营彩票一样，用来吸引穷人的钱财。
随着教会的支出远超收入，赎罪券的买卖也不断膨胀。很多人开始看到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制度化的教会利用它的权力主要是为了谋利。就像一位当代的批评家所说，“制定教会法完全是为了赚大钱，谁要想成为基督徒，就得为它的规定而买单。”
到15世纪末，制度化宗教的成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极点，就像今天支撑政府运作的成本到达极限一样。宗教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的饱和度越高，教会的成本就越昂贵，也愈发地官僚化。
用卡梅伦的话说，“在中世纪，找人填补大量增加的教会职位，比找到钱支付这些职位要容易得多。”今天破产的政府用反动的方式搜刮钱财，500年前的教会也是如此。而且，教会所使用的一些掠夺性手段，就是今天的政客们在玩弄的。
500年前的中世纪教会，就像今天的民族国家，它们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当时的教会虽然达到了创纪录的收入，但似乎已经失去了正常运行和存续的能力，今天的国家也是如此。
国家主导了工业社会晚期的经济，在一些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超过全部收入的一半；同样，在封建社会后期，教会主导着经济，它抽干了社会的资源，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与进步。
教会运用了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权宜之计，从它征收的费用中挤出更多的钱，以便养活臃肿的官僚机构。
在有直接管辖权的地区，教会索取越来越高的税负；在没有直接征税权的外省或王国，梵蒂冈征收一种由当地君主直接支付的“年金”，代替直接的教会税。
和今天的国家一样，教会也搜刮自己的国库，把用于指定用途的捐赠资金，转用于支付一般的管理费用。有俸的圣职和宗教职位被公开售卖，就像什一税的收入流一样。实际上，什一税就是神职人员发行的债券，而现代政府为支撑长期赤字而发行的债券是一回事。
在意识形态上，教会是封建主义的捍卫者，是商业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但是，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一样，教会利用一切可能的营销手段优化自己的收入。教会经营的圣物销售生意极为兴隆，包括圣蜡，在圣枝主日受到祝福的圣枝，还有“圣母升天节受到祝福的草药，特别是各种圣水。”
今天的选民，如果拒绝支付更高的税款，政客就会威胁减少垃圾收集，或者采取其他侮辱尊严的手段或措施；15世纪的教会也经常中断宗教服务，随心所欲地向教众勒索罚款。
罚款往往是因为几个人的轻微违法行为，而这些人甚至不一定是有关教区的成员。例如，1436年，雅克·杜·夏特利埃主教，“一个非常浮夸、贪婪的人”，将巴黎的圣公会教堂关闭了22天，停止了所有的宗教活动，就为了要两个乞丐支付一笔不可能的巨额罚款。因为这两个人在教堂里争吵，还流了几滴血。主教认为这玷污了教堂的神圣性；他不允许任何人使用教堂举行婚礼、葬礼或日常的历法圣事，直到他拿到了罚款。
一个意大利人的妓院（为了讨教皇的欢喜）
每年付给他两万杜克特金币
他们给牧师的报酬
则是一个鸡的利润，或者两个三个鸡
我想一定是邪恶的神灵
才会与妓院有这样的关系
——15世纪的英国民谣
也难怪15世纪末的人们，普遍鄙视上层和下层的神职人员；就像高度政治化的今天，人们都看不惯官僚机构和政客一样。
惠泽加说，“憎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很恰当的，因为憎恨是潜在的，但却是普遍且持久的。听到神职人员的恶行被审判，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人们普遍相信教会“贪婪又挥霍无度”，部分原因在于这是事实。“神职人员高层的世俗化和底层的堕落”实在是太明显了，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从教区牧师到教皇本人，神职人员腐败的普遍性，只有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机构才能做得到。
比起500年前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朱里奥·安得利奥迪和比尔·克林顿都堪称是正直的典范。亚历山大六世以举办狂野的派对而闻名。作为锡耶纳的红衣主教，他举办过一场著名的狂欢，只有“锡耶纳最漂亮的年轻女子被邀参加，但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都被排除在外。”
锡耶纳的派对虽然很有名，但与亚历山大成为教皇之后的疯狂相比，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其中最淫乱的当属所谓的“栗子芭蕾舞”，它是一场交配大赛，参与者有罗马“最性感的50名妓女”、教会神父以及罗马有头有脸的人。
威廉·曼彻斯特对此描述道：“仆人们对每个男人的高潮表现进行计分，因为教皇非常欣赏阳刚之气……在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之后，教皇会颁发奖品，有斗篷、帽子、靴子和精美的丝质外衣。根据记载，获奖者是那些与妓女做爱次数最多的人。”
亚历山大至少有七个或八个私生子。有一个叫乔瓦尼的，就是所谓的“罗马之子”，明显是他的儿子。
乔瓦尼是亚历山大的私生女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在18岁是生下的。在一份秘密的教皇诏书中，亚历山大承认他是乔瓦尼的父亲。如果不是父亲，那他也肯定是双方的祖父。
教皇与卢克雷齐娅发生了三方乱伦关系；卢克雷齐娅也是亚历山大最年长的私生子甘迪亚公爵——胡安的情妇，她还是亚历山大另外一个私生子切萨雷·博尔吉亚的情妇。
切萨雷是红衣主教，他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创作《君主论》的灵感来源。和教皇一样，切萨雷也是个杀手，据说他曾经谋划过几起杀人案。他们两个中的一个显然对胡安产生了嫉妒，后者的尸体于1497年6月15日在台伯河被捞出。
中世纪晚期教会的统治者，与今天民族国家的领导层是一样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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