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7月6日
公众号：不懂经
今天，一个朋友发我一篇文章，是一个大号写的。文章讲中世纪的时候，1120年左右吧，教皇紧急发了一道敕令，禁止各地君主使用一种新式武器，就是十字弩。一个简单的十字弩，就惊动了教皇。
这就是《主权个人》这本书处理的主题，使用暴力的成本和回报决定着历史的演进。十字弩不仅改变了战场上军事力量的对比，还改变了税收制度，调整了效忠的链条，最终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主权个人》的作者认为，包括比特币在内的信息科技将会导致一场社会组织结构的革命。技术上一点小小的突破，就有可能改变整个生态。
最近琐事有点多，翻译进展略慢。今天开始进入到第四章。之前的篇章请在公众号下方专题频道阅读。
“我相信并且希望，政治和经济在未来不再像在过去那样重要。中世纪最敏锐的头脑曾经把精力耗费在神学辩论中，如今看来已是微不足道或毫无意义；我们现在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大部分争论，当有一天看起来和中世纪的神学辩论一样，那个未来就来临了。
阿瑟·C·克拉克
如果说政治即将消亡，肯定有人认为荒谬，有人觉得乐观，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态度。但这就是信息革命可能导致的后果。
20世纪是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世纪，对于在该世纪中长大的读者来说，认为生活中可以没有政治，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这就好像说一个人只要用空气中吸收营养就能活下去。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作为控制国家权力并将其合理化的一套思想，它主要是一种现代发明。我们相信它也会随着现代社会一起结束；就像中世纪的人们纠葛的封建责任和义务，随着中世纪一起消亡一样。历史学家马丁·凡·克瑞福德指出，在封建时期，“政治并不存在（那时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它最早出现要到16世纪）。”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政治在现代时期之前并不存在，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感到讶异；毕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写过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
但是仔细想一下，古代文本中的词语并不一定等同于当代的概念。亚里士多德也写过一篇题为《辩谬篇》（诡辩术）的文章，这个词在今天就好像“政治”在中世纪一样毫无意义，当时还没有人使用它。它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是1529年，而且在那是它好像是个贬义词，来自于古法语的一个单词politique，用来描述“机会主义者和见风使舵者”。
近两千年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才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内涵。原因何在？因为在现代社会将亚里士多德的词语赋予实质的用途之前，需要满足相应的大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极大地提高暴力的回报。我们在《大清算》中分析过，这就是火药革命；它使暴力的回报率远远超过了以往。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控制在谁的手里，就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从逻辑上讲，运用权力可以获得的战利品急剧增加，在控制这些战利品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政治。
政治开始于5个世纪之前的工业化早期，如今它正在消亡。对政治和政客的普遍反感正席卷全球。
这一点，你可以从对白水公司的报道以及对隐藏细节的猜测中看到，可以从文森特·福特谋杀案的拙劣掩盖中看到。从比尔·克林顿海量的丑闻中；从主要国会议员挪用众议院邮局公款的报道中；从导致约翰·梅杰圈内人辞职的丑闻中；法国最近的两任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阿兰·朱佩，也爆发了类似的丑闻。
意大利，丑闻更大，做了七任总理的吉奥·安得利奥迪被送上被告席接受审判，罪名包括与黑手党有染，还下令谋杀调查记者米诺·佩克雷利。西班牙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也因为一些丑闻名誉受损。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四位日本首相因为腐败指控而下台。
加拿大司法部在给瑞士当局的一封信中指称，其前总理布莱恩·穆罗尼在加拿大航空公司18亿加元的空客合同中吃了回扣。甚至在瑞典，副总理和准总理莫娜·萨赫林，因为被指控使用政府信用卡购买尿布和其他家庭用品而被迫辞职。
在那些拥有成熟福利的国家，在几乎所有治理良好的国家，无论你走到哪儿，人们都讨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蔑视是一种先行指标
对腐败领导人的道德愤怒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常见的变革先兆。当一个时代让位给领一个时代时，这种现象就会一再发生。
每当技术的进步导致旧体制与新的经济驱动力脱离，社会的道德标准就相应地发生改变，人们就会对那些旧制度的掌控者越来越不屑。而且，在新的、系统性的革命意识形态形成之前，这种普遍的反感就已经出现了。
在我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人们对政治的抗拒。它会在后面发生。你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还想象不到，没有政治的生活是可能的。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我们所感受到的还只是无言的蔑视。
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15世纪末，不同的是，当时处于衰退之中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尽管人们还相信“圣职者的神圣性”，但无论高级的还是低级的神职人员，都遭到了极大的蔑视，与今天人们对待政客和官僚的态度并无二致。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上层神职人员腐败、世俗、贪婪。这不是没有原因的；15世纪的几个教皇都公开拥有私生子。下层神职人员的地位更低，他们在乡下和成立泛滥成灾，乞讨施舍，并向任何愿意给钱的人兜售上帝的恩典和罪孽的宽恕。
在“表面虔诚的外壳”之下，是一个腐败的、日益失灵的系统。在有人敢于指出这一点之前，人们已经不再尊重它的管理者。宗教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分精神和世俗，它的可能性已经耗尽了。
早在路德将他的95条论纲钉在维登堡教堂的门上之前，它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世俗改革
我们相信，政治的饱和也会导致同样的变革。苏联的灭亡和对SC主义的否定，就是席卷全球的去政治化格局中的一部分。
这一点在人们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日益蔑视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政客是腐败的，他们经常通过出售政治“赎罪券”以换取竞选资金，或者在商品交易中提供特殊服务，以充实自己的财政。
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客花费巨大代价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益的。就像在15世纪末期，组织忏悔者再一次朝圣，在雪地里赤脚前行；或者再成立一个托钵修道会一样，都是徒劳的，对提高生产力或者缓解生活压力，毫无帮助。
圣母教会最后的日子
到中世纪末期，一元化的教会机构已经衰老不堪，并且严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与它在五个世纪前对经济的积极贡献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过，在10世纪末，在教会主导下，城乡秩序得以恢复，经济得以发展，整个社会从无政府状态中走了出来，这也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
在当时，对于构成西欧大部分人口的自由民和农奴来说，教会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而到15世纪末，教会已经成为了生产力的严重阻碍，它强加的负担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准。
今天的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五个世纪前的火药革命创造了新的大政治条件，民族国家是对此的必要适应。民族国家取代了支离破碎的地方势力，扩大了市场范围，更大的贸易区带来了更丰厚的回报。
在整个欧洲，当中央的君主在巩固权威时，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会自发地与他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民族国家在早期的形式下，对商业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它有助于减轻封建领主和地方豪强对商人的压迫。
在暴力回报很高且不断上升的世界里，民族国家是一个很有用的机构。但是500年过去了，在这个千年的末尾，大政治的环境以及发生了改变。使用暴力的回报率正在下降，民族国家成为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像中世纪暮年的教会一样，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今天的民族国家也穷尽了它的可能性。它已经到了衰老的顶点，是一种破产的机构。
和当年的教会一样，作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民族国家也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促使它诞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它已经熟透可以坠落了。而它也必将坠落。
技术发展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权力革命，毋庸置疑，它必将摧毁民族国家，就像火药武器和印刷术摧毁中世纪教会的垄断一样。
如果我们的推理无误，民族国家将被新的主权形式所取代。有些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有些则会让人联想到前现代社会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商人共和国。
到2000年之后，旧的将变成新的；难以想象的将变成习以为常的。
随着技术规模的急剧下降，政府会发现它们将不得不像公司一样为收入而竞争，它们收入的服务费不会再超过它们所能提供的价值。这种变革的深远影响，现在难以估量。
过去和现在
五百年前，15世纪之交，可能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和现在一样，西方文明站在一个重大变革的门槛上。
虽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但中世纪社会正在消亡。他们既没有预见，也理解不了。普遍的情绪是一种深深的忧郁，这在一个时代结束时很常见，因为传统的思想家感觉到事态正在崩溃，“猎鹰听不到猎鹰人的哨声”。但是他们的思维惯性太大，无法理解正在出现的权力结构的潜在影响。
中世纪历史学家约翰·惠泽加，在谈到中世纪的衰落时写道：“15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们，几乎全都被对其时代的误解而蒙骗了，社会演进的真正动力，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被背叛的神话
当驱动权力的基本动力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思想家往往会迷惑不解，因为它揭露出，使旧秩序合理化的神话，其实缺乏真正的解释力。中世纪末和今天一样，在人们普遍接受的神话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惠泽加在谈到15世纪末的欧洲人时说：“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都充斥这一种虚构，认为是骑士精神统治着世界。”在当今世界，有一种假想与此异曲同工，那就是认为世界是由选票和支持率所统治。
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仔细推敲。事实上，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民主的意愿所决定的，这种想法和中世纪的观念一样愚蠢；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历史是由一套精心设计的礼仪规范决定的，也就是骑士精神。
这样的说法近乎异端，这也表明了，传统思维与工业社会晚期权力动态的现实之间是多么的脱节。
在我们看来，投票是导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大政治条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大众民主和公民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日益丰富，也必将随之一起衰落。华盛顿将面临的不安和骚动，就像500年前骑士精神失格后，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所遭遇的一样。
骑士精神与公民身份的相似之处
如果你能理解骑士精神誓言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随着社会向工业组织的过渡，它会逐渐消失；那么，你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公民身份，将如何在信息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者有着同样的功能，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大政治环境中促进了权力的行使。
在封建誓约盛行的时代，防御性的技术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主权很分散，私人和法人团体都凭自身的实力行使军事权力。
在火药革命之前，战争通常都是小规模的武装人员进行的。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没有长期的军事力量，即常备军。他需要从他的附庸——大领主那里得到支持，大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小领主那里寻求支持，小领主又要从他的附庸——骑士那里获得支持。
整个效忠的链条沿着等级制度向下延伸，直到被认为有资格携带武器的、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为止。
制服还是区分？
与现代军队不同，在公民身份兴起之前的中世纪，军队在战场并没有穿着统一的致富。相反，每个家臣或随从，每个骑士、男爵或不同身份的领主，都有自己独特的装束，用以反映他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
与其说是服装，不如说是对社会垂直结构的强调，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位置都是不同的。惠泽加指出，中世纪的士兵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做区分，“外在的分别标志主要有：着装、颜色、旗帜以及口号”。
战争也不仅仅发生在政府或国家质检。马丁·凡·克利福德认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等战略家所塑造的现代战争概念，扭曲了前现代时期军事冲突的性质。克利福德写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领主来说，他的家臣能真的“批上战装，跟在后面”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骑士精神的誓言就受到高度的推崇。
中世纪骑士的荣誉和今天服兵役的义务具有类似的功能。中世纪的人，被他向别人和教会许下的誓言所约束，就像今天的人被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所约束一样。
在中世纪违反誓言，就相当于今天的叛国罪。中世纪晚期的人们，为了不打破自己的誓言不惜走向极端，就像在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的现代人为了履行公民义务而冲击机枪窝里。
任何头脑未经灌输的人，都不会愿意投身到战场，并且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还留在那里。而骑士精神和公民身份为这种简单的盘算，增加了一个维度，提高了计算难度。
骑士精神和公民意识都引导人们去杀人、去冒死。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价值观，只能是经由统治机构大力强化及高度夸张过的。
规避“成本-效益”分析
任何制度的成功与生存，都取决于它在危机时分调集军事力量的能力。
很显然，中世纪的骑士或一战壕沟里的士兵，他们决定在战斗中冒生命危险，不可能经过冷静的成本计算。很少有战争是这么容易打赢的，对那些愿意冲锋在先的士兵，战争所给予的回报，也很少能够远超其所付出的代价。不然的话，统治者就可以招募一支经济最优化的部队，送到前线去冲锋陷阵。
几乎每一场战争，或者大多数战争，都有一个瞬间扭转局面的时刻。研究军事史的学生都清楚，战斗的胜利和失败往往一线之隔，就取决于个别士兵的英勇、果敢和凶猛。
一块阵地，不过是一块在战斗结束后一文不值的土地，如果打仗的人不愿意为这样一块地而牺牲，他们就很可能战胜不了原本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一点，意义深刻。主权国家在限制叛逃和鼓励牺牲方面做得越成功，就越有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在战争中，最有效的价值体系会诱导人们从事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只要稍加理性思考就不可能被接受。被送到战场上的士兵，如果可以自由地计算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是什么，并以此决定是打还是逃，那么任何组织都无法有效地调动军力。能够理性思考的人，就永远不会参与战争。
一个理性的人，如果分析过短期的成本和收益，还决定参加一场致命的战争，那只可能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或者在最绝望的形势下。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己方的军力占据压倒性的优势，敌人不堪一击，而战利品极其丰厚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经济人可能会加入战斗。也许吧。而如果他被食人族逼到墙角的话，应该也会奋起抗争。
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更常见的战争呢？往往既没有诱人的战利品，也无法通过成本和效益进行分析，也没有绝望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正是在这里，骑士精神和公民身份等概念，为发动军事力量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早在战争发生之前，统治集团就必须让个人相信，坚守对领主或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责，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在社会上编织神话，鼓励到战场上冒险与牺牲，将其合理化，是统治者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这些神话要想有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大政治条件进行调整。骑士精神统治世界的虚构在今天毫无意义，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但它是封建主义顶礼膜拜的神话。它使义务的纽带合理化，这个纽带将每个人都束缚在教会及好战的贵族的统治之下。
在那个贪恋财富、私人战争司空见惯的时代，权力的行使与个体的生存，都取决于他人是否愿意在威胁之下履行兵役的承诺。
这些承诺是否可靠，显然是生死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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