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个人》第三章伊甸园之东农业革命与暴力的复杂性翻译11：对原始社会的永恒怀旧

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6月30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家好，今天接着分享《主权个人》。我有一阵没上Clubhouse了，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上去听了一会儿，感觉人少多了。但是听到一段不错的对话。

两个很高级的教授，在讲那个话题，就是西方对中国的误判。西方精英认为，或者中方精英认为西方精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出现了，就会要求各种人的权利，社会就会德莫化。然后他们都被现实打脸了。

一个教授认为，这个经济发展带动德莫化的路径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所有的CM主义国家。我用《主权个人》中的大政治理论简单想了想，特别是关于运用暴力的成本与回报，感觉这个路径可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它只是一种癔猜，或者是错误的归因。

今天是第三章的下半部分，还是关于农业革命。下次就是第四章了，感觉每章分两次发布，是个不错的安排。前面的篇章请到公众号下方频道专栏内集中阅读。

第三章伊甸园之东

罗马当局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将农民从税负中解放了出来；因为税收吸走了“土地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还没算中小土地所有者遭受的其他征收。”真可谓税负猛于虎，有时候甚至要通过处决来强制收税，这导致土地所有者遗弃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

而日耳曼的蛮族统治者，则仁慈地放弃了这些税收。

被搁荒的农田

在蛮族的统治下，来自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了，这为穷人获得和持有自由财产创造了机会。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一些年头里，一些因为业主逃避税收而被搁荒的土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尽管当时环境很恶劣，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作物的产量也低得离谱，但对欧洲的小农户来说，黑暗时代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事实上，他们在那时候的地位，是在现代时期之前最高的。

首先，他们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而能够耕地的人口却越来越少，大片土地被搁荒。因为瘟疫、战争以及罗马帝国的崩溃，土地所有者纷纷四散逃离，土地被遗弃，而人口也大幅减少。

其次，六世纪时发明了新的农业技术，黑暗时代的小农户带来了发展的优势，那就是安装在轮子上的重型犁。这种工具与改进的马具搭配在一起，使农民可以驱使多头牛，整理北欧的林地就变得很容易。

在这种环境下，土地市场几乎完全萎缩。任何人，只需要整理土地并与有关当局分享一部分产出，就可以获得新的耕地。这个过程被称为“垦伐”，在罗马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它很好地支持了人口的增长。到了8世纪，气温变高，农业效率也提升了，在人口稀少的北欧地区，垦伐变得特别抢手。

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们，征服了前罗马帝国的领土，现在他们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剩下的大部分人口，耕种小块的田地，但是条件与其后的封建时期非常不同。比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或者主人，约占人口的7-10%。

在1000年之前，法国一个典型的村庄里，似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都是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大约一半的土地。农奴很少，佃农的数量不超过人口的5%。奴隶制依然存在，但规模比罗马时期小很多。

为日耳曼王国提供军事保护的都是自由人，这些人由国王在地方上的代表——伯爵——召集并武装。即使是“小业主和中等业主”也要加入，要派一个人加入步兵一起作战。

在《皮特雷斯法令》中，秃头查理要求所有能力适宜的人，都要被集结起来，上马作战。而在一个世纪之前，公元732年，教皇格雷戈里三世曾下令禁止人们食用马肉，意图推动这种军事需求。

来自自由民的步兵在地位和权利上，与骑兵并没什么区别。所有的自由人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司法会议，并向伯爵提出解决争端的请求。伯爵这个职位自从罗马后期开始出现，而在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贵族身份。

“在十世纪80年代，一种社会现象，大规模发生的新现象，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就是社会的向下流动。而它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小型的土地所有者。”

-盖·博伊斯

然而，伴随着黑暗时代的到来，发生了几件事，破坏了日耳曼王国维护的、自耕农与自由民（永久产权持有者）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

1、人口逐渐恢复，对土地的利用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几个世纪以来，大面积最肥沃的无主之地都被投入了生产，特别是在北欧。相对土地供应，农民人口的增长使单个农民的劳动价值降低。

在黑暗时代，孩子往往可以平等地分享父母的财产；经过继承，大多数自由民的土地被分割成了越来越小的地块。在人口不断增加、地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土地再次产生溢价；曾经消失的土地市场，在10世纪中期也再次活跃起来。

2、在1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气候突然变冷，给农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从982年到984年，连续三年作物歉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994年，歉收和饥荒再次袭来。

随后，在997年，爆发了瘟疫，使粮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场瘟疫对小型家庭结构的打击特别大，因为小农户缺乏资源去替代失去的家庭劳动力。连年的作物歉收和灾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危机。当粮食产量无法恢复，他们就无力支付抵押贷款。

3、重装骑兵日益重要导致权力关系日趋不稳。中世纪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吉斯描述了装甲骑兵向中世纪骑士的转变：

骑士原本地位平庸，但因其昂贵的马匹和盔甲而高于农民。慢慢地，他们提升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最终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仍然处于上层社会的最低等级，但骑士身份被赋予了一种荣誉；这种荣誉为大贵族乃至皇室所珍视。

骑士的魅力主要是教会将这个身份进行了基督教化，它通过各种政策，将骑士的仪式神圣化，并且宣扬一种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被违反的次数可能远超过被遵守的次数，但是它们对后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大清算》中所指出的，马镫的发明，使全副武装的马背骑士拥有了强大的攻击能力。他现在可以全速地进攻，而不会被长矛刺中敌人产生的冲击力给甩出马鞍。

重型骑兵的军事价值，因为一项亚洲人的发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项发明在10世纪传到了欧洲，那就是马蹄铁，它延长了马匹在道路上奔跑的时间和寿命。此外，提升骑士作战效率的发明还有，方便骑士挥舞重武器的马鞍、马刺，以及用一直手就能控制马匹的马鞍。

显然，这都是一些很小的技术革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大大降低了小农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无力饲养战马及武装自己。在专门为打仗而饲养的马匹中，比较便宜的是一种叫做destriers的大体型冲锋战马，价值4头牛或40只羊，更好的战马则需要10头牛或100只羊。盔甲也是小户人家负担不起的，一套相当于60只羊的价格。

4、寒冷的天气、农作物的歉收、饥荒和瘟疫，在1000年降临之前，纷至沓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许多人相信，世界末日或者基督再临就在眼前。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虔诚的信徒也好，被吓坏了也好，纷纷将他们的土地交给教会，准备迎接世界末日。

“只有穷人才卖地”

十世纪末不稳定的社会状况为封建革命铺平了道路。一连串的农作物歉收和天灾，使自耕农陷入了债务困境。粮食产量迟迟不能回复，自由民也面临着绝望的境地。

市场总是会把最大的压力放到最弱的财产持有者身上，而这其实是它的一个优点；借此可以把资产从弱者手中转移出去，提高利用效率。

但是，在十世纪末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农业几乎是唯一的职业。一个家庭失去土地，就失去了他们唯一的生存手段。

面对这种悲惨的前景，在封建革命期间，许多或大多数自由民决定放弃他们的土地。用盖·博伊斯的话说，“农民想要守住自己的耕地，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让给教会，自己保留用益权。”其他人则把全部或部分土地让给了他们信任的富农，可能是关系比较好的邻居，或者是亲戚。

这种财产转让的条件是农民以及他的家人和后代要继续在田里工作。贫穷的农民可以享受到一些互惠的支持，来自于持有大量土地的人，现在被称为“贵族”，他们有能力购买马匹和盔甲，从而为不断扩大的庄园提供保护。

这样的交易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新农奴主义，它是延续经济所有权和丧失赎回权的中途站。但更多时候，它是农民无法拒绝的贱卖。

生产力的下降不仅使贫农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还激发了暴力掠夺的增长，从而破坏了社会的财产安全。

因为可获得的马匹和饲料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能力从中抢到一部分资源的人，突然发现他们和他们的财产都不再安全了。他们的境遇放到今天，就好像你必须用一种新型武器保护自己，而需要支付的价格是10万美元；如果你付不起，你就只能受制于那些买得起的人。

短短几年时间，国王和法院维护秩序的能力就崩溃了。任何拥有盔甲和战马的人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结果就像是10世纪末的《银翼杀手》，一场抢夺和斗争的大混战，当局根本无力阻止。

武装骑士的抢劫和袭击扰乱了乡村的秩序，但这绝不是说受害者都是穷人；相反，大户人家中的老弱病残及准备不足的人，才是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他们有更多的财产。

这种情况发生在降温、饥荒和瘟疫对资源造成压力的时刻，绝不是一种巧合。可能导致权力变革的大政治条件在之前已经存在了，但它的潜能要等到危机被触发才会释放出来。歉收和饥荒就是这样的催化剂。

虽然很难准确重构事件的发展顺序，但抢掠是源于让人绝望的经济环境，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而暴力一旦被释放出来，显然已经无人有能力再动员力量去阻止它了。绝大多数农民都武装单薄，当然无能为力；即使几十个农民也打不过一个重武装的骑士。自由民，就像他们的国王和伯爵，也同样挡不住土地被掠夺。

“来自上帝的和平”

穷途末路之下，在暴力肆虐的农村，教会出面进行休战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启动了封建主义革命。

历史学家盖·博伊斯这样说，“政治当局失能，教会发动了一场名为‘上帝的和平’的运动，代替政权进行秩序恢复。他们以‘和平议会’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的禁令，违反者将受到革出教门的惩罚。他们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和平集会’，得到了骑士们的宣誓效忠。这项运动起源于法国的中部地区（989年的夏鲁瓦议会，990年的那波内议会），然后逐渐蔓延开来……”

教会达成的交易是，承认武装骑士在当地社区的统治地位，以换取暴力掠夺的终止或缓和。

在十世纪末期，由于暴力事件激增，在土地的地契上突然开始出现带有“nobilis”或“miles”的头衔，以表示领主的身份。仅仅在几年前，同一个人的财产交易记录，还没有显示出这种区别。

贵族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是封建革命创造出来的。

由于生产力下降，小农丧失经济保障，武装骑士作为大政治的主导力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领主占有的财产所有制形式（即封建主义）。

到1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世纪末，自耕农基本上消失了；他们现在只是兼职务农，所持有的土地已经缩减到从前的一小部分。小农户及其后代沦为了农奴，大部分时间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包括教会的及非教会的。

伴随着封建革命，原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封建主义越来越被强化。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人们开始大兴土木，建设城堡。最早的城堡出现在西北欧，是9世纪为应对维京人的突袭而打造的，都是原始的木制结构。

城堡最初是卡洛琳王朝官员的指挥中心，封建革命之后，成为了世袭财产。这些早期的堡垒比后来的要原始得多，但还是很难被攻破。

城堡一旦建立起来，想把它夷为平地，就要费尽千难万险。随着城堡在乡野之间遍布林立，国王或他的伯爵们越来越不可能挑战地方领主的霸权地位。

教会对生产力的贡献

封建主义是农业社会在生产力低下时对秩序崩溃的一种反应。在封建社会早期，教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教会的贡献如下：

1、在军事力量分散的环境中，教会具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超越割据的地方势力，制定为各方所遵守的秩序规则，维护和平。这是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胜任的。

伟大的宗教权威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观察，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它的真假无关”，即使是那些“荒唐的、令人厌恶的宗教，如野蛮部落的，也是社会机制中重要的、有效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早期的教会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它做了只有宗教组织才能做到的事，它帮助制定了规则，并帮助人们摆脱激励的陷阱和行为的困境，其中一些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发生的道德困境，有些则是当时大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地方性困境。

在1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世纪的教会在恢复农村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教会向地方政府提供宗教和仪式上的支持，降低了在地方形成暴力垄断的成本，或者至少是一种弱垄断。通过这种方式，教会帮助建立了社会秩序，并为最终达成更稳定的权力结构创造了条件。

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在世俗权力无力遏制的私人战争和过度的暴力冲突中，教会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相对于世俗权威，教会越来越重要，从一点即可以看出。到11世纪，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行政区划是基于教区，而不再是从罗马帝国到黑暗时代一直存在的民事权力划分，即基于ager（地块）或pagus（城镇）。

2、教会是保存和传播技术知识及信息的主要机构。在中世纪，教会资助大学，并为社会提供最低限度的教育。

教会还建立了一种机制，可供人们复制书籍和手稿，包含当时几乎所有的农牧信息。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术，但本笃会修道院的缮写室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替代的印刷形式。尽管缮写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但它是封建时期复制和保存书面知识的唯一手段。

3、教会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早期，这部分归功于农地的管理者往往是识字的。

在13世纪以前，那些帮助世俗领主管理土地的人，几乎都是文盲，他们靠一套精心设计的符号进行记录。尽管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农民，但是，他们没办法学到那些非自己发明或非亲眼所见的、改良的生产方法。

因此，教会对提高谷物、水果和种畜的质量至关重要。因为教会的机构广泛分布在整个欧洲大陆，它可以将产量最高的种子和种畜送到低产的地区。北欧对圣酒的需求，促使修士们培植了更耐寒的葡萄品种，可以在寒冷的气候中生存。

教会还以其他方式提高了中世纪的农业生产力。在封建革命期间，很多捐给教会的土地，由于地块太小，经济效应不高，被教会重新分配，以提高耕作效率。教会还提供小型农业社区需要的辅助服务。例如，在许多地区，教会拥有的磨坊，可将谷物磨成面粉。

4、教会承担了今天被政府吸收的诸多职能，包括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在权力分散的时代，这是克服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物品困境”的一种方式。

中世纪早期，有特定的教团致力于工程建设，如修路、补桥、重修罗马时代的水渠。他们还开垦荒地，建造水坝，排泄沼泽。

一个新的修道会，卡尔图斯会，在法国的阿图瓦打出了第一口“自流井”。他们用冲击钻，挖了一个足够深的小洞，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泵水的水井。

在欧洲的低地国家，西多会负责维护海堤，并修建堤坝。农民将土地租给西多会的修道院，再租回来，而僧侣们则承担维护和管理的全部职责。西多会还率先开发了水动力的机器，这些机器被广泛应用于“敲打、举重、研磨和压榨”。

明谷修道院则从奥布河挖了一条两公里长的运河。在那些已经迁移到古罗马驻军道路之外的人口中心，教会也参与进去修建了新的道路和桥梁。对那些修建或维修过河道以及为路人提供收容的地方领主，主教还为他们颁发了赎罪券。

由圣贝内泽成立的修士会，即“桥之兄弟”，建造了当时最长的几座桥，包括阿维尼翁桥，一座横跨罗纳河的大桥，有20个拱形结构，在一边有一个小教堂和收费亭。就连一直到19世纪还屹立不倒的伦敦桥，也是由一位教士修建的，资金中还有1000马克的捐款是来自教皇的使节。

5、教会帮助孵化了更复杂的市场。比如说，建造大教堂与桥梁或水渠等公共设施的意义是不同的。至少在原则上，教会建筑只用于宗教仪式，而不是商业场所。

但是，不要忘记，兴建教堂有助于创造一个可以深化手工业和工程技能的市场。就像在冷战期间，民族国家的军备竞赛无意中孵化了互联网；中世纪大教堂的兴建也催化了其他种类的衍生品，这就是商业的孵化。

教会是建筑商和工匠的主要客户。教会采购用于圣餐仪式的银器、烛台和装饰教堂的艺术品，创造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奢侈品市场。

在诸多方面，教会缓和了武装骑士在“封建革命”期间和之后释放出的凶残暴力。教会还对提升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封建主义早期的几个世纪。

总之，教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它很好地满足了黑暗时代末期农业社会的需要。

暴力面前的脆弱

就像五个世纪之前罗马的陷落一样，“1000年左右的封建革命，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暴力动乱”；它看似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但也是由很多相互影响的复杂因素造成的。

然而，这场恶人的胜利以及他们创造出的压迫机制，完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在暴力面前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觅食阶段相比，在暴力的组织和压迫的强度上，农业社会都有了质的飞跃。

这从一开始就反映在农耕民族更加好战的文化中。在农业社会早期，人们崇拜的神是雨神和水神，因为农民认为这些神决定着农作物的产量。然而，降雨或发水的神也往往是战争之神，最早期的国王都会召唤他们；而国王则又是战争之王。

人们的生活因农业革命的变革而改变，农业与战争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在他们的宗教想象之中。被逐出伊甸园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从觅食到耕作的转变，它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人类从毫不费力就能在大自然的恩赐中获得食物的自由生活，沦落到了艰苦劳作方能糊口的境地。

失乐园

农业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第一批农民确实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从他们的辛勤劳作中，诞生了城市、军队、算术、天文学、地牢、葡萄酒和威士忌、文字、国王、奴隶制和战争。

尽管农耕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但从原始经济转变到农业，从一开始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创世纪》的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它讲述的就是一个人类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圣经中伊甸园的寓言，就是人们对觅食者在荒野中享受轻松时光的深情回忆。有学者指出，“伊甸园”这个词似乎就来自苏美尔语的“荒野”一词。

从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口稀少的野外，到定居在从事农耕的村落，是一件令人深感遗憾的事，这不仅表现在《圣经》中，也表现在人类对早起和出门工作的永恒怨恨之中。在《生物学视角下的西方文明》一书中，斯蒂芬·博伊登写到，伴随农耕而来的新生活方式是“逃避”（evodeviant）。

在农业出现之前，成千上万代的人们，都像亚当一样生活在伊甸园中，而且他的造物主邀请说：“园中各样的果树，你都可以随便吃。”狩猎采集者没有庄家需要照料，没有牛群需要看管，没有税收需要支付。他们像无业游民一样，随心所欲地漂流，很少干活，不用对任何人负责。

自从有了农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而且总体上更加压迫人。“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农耕是艰苦的劳作，在人类的记忆中，农耕之前的生活就是失乐园。

农民凭双手创造的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暴力的逻辑，这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创世纪》把第一个杀人犯该隐确立为“耕地的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圣经不可思议的预言能力的一部分。

而圣经的故事之所以由牧羊人讲述，也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理解，农业是怎样给暴力提供了杠杆。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圣经的记载概括了一种逻辑，在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去演绎它。

农业是纷争的孵化器，农业创造了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提高了暴力的回报，也极大地提升了财产保护的成本与难度。

有史以来第一次，农业使犯罪和政府都成为了赚钱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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