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懂经也叔的Rust
时间：2021年6月15日
公众号：不懂经
大政治学的速成课程
大政治是一个强力的概念，它有助于解释历史上的一些大问题：政府的兴亡，机构的演化；战争的时机和后果；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模式。通过提高或降低行使权力的成本与回报，大政治控制着人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从人类社会的最初就是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在《血流成河》和《大清算》中，我们探讨了很多重要的大政治因素，正是它们，在看不见的地方决定着历史的演进。解开大政治变革及其影响的关键，在于了解那些催生暴力革命的变量。某种程度上，这些变量可以笼统地归为四类：地形、气候、微生物和技术。
1、地形是个关键因素，从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在公海上，从来没有像在陆地上那样，形成暴力垄断的局面；没有哪个政府的法律在那里是排他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借此人们可以理解，随着经济迁移到网络空间，暴力及保护的组织将如何演变。
地形结合气候，在早期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批国家出现在被沙漠包围的洪泛区，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里有丰富的灌溉用水，但周边地区又过于干燥，无法支持自耕农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农民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去维护当时的政治结构，就面临很高的成本而活不下去。
那时候的灌溉，只能是大规模地进行；没有灌溉，作物就不会生长。没有收成，就意味着挨饿。在沙漠中，控制水的人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当时的政府既暴虐又富有。
我们在《大清算》中也分析过，地理条件对古希腊自耕农的繁荣居功至伟，并使该地区成为了西方民主的摇篮。
3000年前，地中海地区的高价值农作物是橄榄和葡萄，那时候交通条件普遍还很原始，生活在距海岸几英里之外的居民，就没办法在这些作物经济上竞争。因为如果通过陆路运输橄榄油和葡萄酒，运费成本太高，很难在市场上盈利。
希腊在沿海地区精心设计了海岸线，使他们国内的大部分地区离海都不超过20英里。这给希腊农民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把他们在内陆的潜在竞争者甩在了身后。
由于在高价值产品的贸易上占据优势，希腊农民只需要控制小块的土地，就能获得丰厚的收入。高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昂贵的盔甲。古希腊著名的重装备步兵，就是自费武装起来的农民或地主。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斗志昂扬，是令人生畏、不容轻视的军事对手。
地理条件是希腊民主的基础，而不同的地形催生了埃及和其他东方的专制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2、气候也影响着蛮力的作用边界。从觅食到农耕的第一次大转型，气候变化就是它的催化剂。
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结束，地表的植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近东开始，冰河气候首先在那里退去，温度和降雨量逐渐攀升，森林蔓延到从前的草原地区。特别是山毛榉的迅速繁衍，严重影响了人类的饮食选择。就像苏珊·艾琳·格雷格在《觅食者和农民》所写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茂密的森林从整个欧洲蔓延到东部大草原（指西伯利亚一带，译注），蚕食了广阔的草地。森林削减了可以养活大型动物的牧区，使觅食者人口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
在冰河时代的繁荣期，狩猎采集的人口膨胀得太厉害，无法再靠日益减少的大型哺乳动物养活自己，其中很多物种都被猎杀到灭绝。向农业的转变并不是人们想要的选择，而是为了弥补饮食不足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在遥远的北部地区，觅食者依然是多数；因为气候变暖的趋势，并没有对那里的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产生不利的影响。在热带雨林地区，全球气候变暖也没有减少那里的食物供应。自农业出现以来，更多的变化是由气候变冷而不是变暖促成的。
适当了解一点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动力学，在以后气候波动的时候会很有用。如果你知道，平均气温每下降一摄氏度，植物的生长期就会减少三到四个星期，可种植作物的最高海拔就下降500英尺（152.4米，译注），那么，你就会对未来人们行为的边界条件有一个概念。
你可以用这些知识去预测各种变化，从粮食的价格到土地的价值。你甚至可以就气温下降对实际收入和政局稳定的影响，得出非常有见地的结论。在过去，如果粮食连年歉收，导致食物价格上涨和可支配收入减少，人们就会揭竿而起，推翻政府。
举例来说，近代以来最冷的十七世纪，也是全世界普遍爆发革命的时期，这可不是巧合。这种混乱背后的大政治因素，就是气候骤降。
那时天气严寒，连凡尔赛宫中“太阳王”桌上的酒都冻成了冰块。天气变冷，作物生长期缩短，粮食歉收，收入减少。所以，大约自1620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繁荣景气转入大萧条。
后来的事实证明，社会因此而陷入大乱。十七世纪的经济危机导致世界被叛乱淹没，其中很多起集中爆发在1648年，刚好是另一次更著名的革命周期的200年前。
从1640年至1650年间，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葡萄牙、加泰罗尼亚、法国、莫斯科、那不勒斯、西西里、巴西、波西米亚、乌克兰、奥地利、波兰、瑞典、荷兰和土耳其都发生了叛乱；甚至中国和日本也被动乱所席卷。
所以，在贸易萎缩的17世纪，重商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应该也不是巧合。也许是在该世纪末，“当时发生了可怕的饥荒，”经济封闭达到了顶峰。
到了18世纪，特别是1750年以后，气温回升，作物产量也上去了，西欧人的实际收入开始增加，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随之攀升。更多构建自由市场的政策被采纳，工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自我强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革命。
技术和工业产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减轻了天气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不过，即使在今天，你也不能低估气温骤降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哪怕是在北美这样的富裕地区。当既有机构的配置已经潜力耗尽时，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崩坏趋势。
在过去，这种趋势主要出现在人口暴涨把土地的承载力推到极限时。这种情况在1000年封建革命前发生过，在15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在这两次变革中，作物减产歉收、实际收入大幅下降，是统治集团被颠覆的重要诱因。
今天，这种临界性主要表现在消费信贷市场。如果气温下降，作物减产，可支配收入减少，就会引发债务违约，甚至抗拒交税。以史为鉴，经济封闭和政治混乱，都可能因此而再次上演。
3、微生物传递了伤害或免于伤害的力量，所以它也常常决定着权力的运行。欧洲人征服新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对此我们在《大清算》中讨论过。
欧洲定居者，从满是病菌的农业社会来到新大陆，他们对一些儿童传染病具备了相对的免疫力，如麻疹等。但他们遇到的印第安人，还以觅食为主，以部落的形式散居在人口稀少的地区，没有相应的病毒免疫力，所以就被灭绝了。而且，死亡率最高的时候，发生在白人真正抵达之前。因为有印第安人在海边遇到了欧洲人，被感染之后带着病毒回到了内陆。
有时候，微生物也是权力机器前行的障碍。在《血流成河》中，我们谈到，热带非洲有强力的疟疾病菌，在很多个世纪内，阻止着白人的入侵。在19世纪中期发明奎宁以前，白人军队无法在疟疾地区生存，无论他们的武器多么先进。
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互动还产生了重要的人口效应，改变着暴力的成本和回报。如果死亡率因为瘟疫、饥荒或其他原因而波动较大时，死于战争的相对风险就会降低。
从16世纪开始，死亡率暴涨的频率不断下降，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今天的人们，对于突然死于战争的容忍度比过去要低得多。这也降低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忍耐度，并且提高了在低出生率社会中行使权力的成本。
当代社会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发生战争，即使很小的死亡人数，也难以被接受。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们对帝国主义产生的死亡成本接受度要高得多。
在本世纪之前，大多数父母都会生很多孩子，预计其中有个别孩子会随机地突然病死。在一个早夭司空见惯的时代，未来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对于上战场，并不是很抗拒。
“机器具有侵略性。编织者成为了网，机械师沦为了机器。如果你不使用工具，你就被工具使用。”
埃默森
4、到目前为止，在现代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在决定权力运用的成本和回报上，技术的影响力最大。本书论证的基础，就是假设这种影响会一直延续。技术有几个关键的维度：
A．进攻与防守之间的平衡。先进的武器技术左右着攻防之间的平衡，进而决定着政治组织的规模。当攻击能力增强时，远距离施加权力的力量就会占主导地位，管辖区域内趋于稳固，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政府。
在其他时期，比如现在，防守能力正在上升，这就提高了在核心区域外运用权力的成本。在这种趋势下，管辖权倾向于下放到地方，大政府会分解成小政府。
B.公民平等及步兵的优势。决定公民之间平等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武器技术的性质。相对便宜、非专业人士能够操作，以及能提高步兵军事地位的武器，往往会促进权力的平等。
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比几个世纪前发表类似的口号要现实得多。和拿着青铜燧发枪的典型英国士兵相比，一个拿着猎枪的农民不仅同等武装，甚至装备得更好。农民可以从更远的地方向士兵射击，而且精准度更高。
中世纪与此截然不同。手上只有一把草叉的农民——他甚至买不起更多的草叉，根本不可能对抗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的骑士。在1276年，没人提出过“人人生而平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人就是不平等的；一个骑士的杀伤力超过几十个农民。
C．大规模暴力的优势和劣势。社会可能是几个大政府还是许多小政府，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变量是使用先进武器所需的组织规模。当暴力的回报越来越高时，规模越大，回报越高，政府当然就会变得更大。
当一个小团体可以组织有效的手段抵抗大团体的攻击时（中世纪就是这样），国家主权就会趋于分裂；小型的、独立的组织就能行使政府的许多职能。
就像我们在后面的一章中将探讨的，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看到赛博战士(cybersoldier,网络士兵)到来的曙光，他们是分权革命的信使。赛博战士不再专属于民族国家，很小的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部署和使用。下一个千年的战争，会有很多由计算机主导的不流血的战争。
D.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权力应该分散在当地，还是集中在遥远的中央，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那些提供民生所需的重要企业的规模。
如果重点企业只有在广阔覆盖的贸易区内大规模地组织起来，才能够获得最佳效益时，政府就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这种条件和保护，从中抽取大量的财富，用以支撑大规模政治体系所需的成本和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世界霸主主宰其他所有国家，整个世界的经济反而会更有效地运行，就像19世纪大英帝国那样。
但在有些时候，大政治变量的结合会降低经济规模。如果维持大贸易区的经济利益降低，以前利用这种模式繁荣起来的大国政府就会开始分裂，即使攻防之间的军事平衡还一如既往。
E.技术的分散。关键技术的分散程度，是决定权力等式的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当武器或生产工具被有效地囤积或垄断时，它们就会使权力集中化。
事实证明，即使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技术，如机枪，如果分散程度不够高，也往往沦为强有力的攻击性武器，从而促进统治规模的扩大。
19世纪末，欧洲列强享有对机枪的垄断，他们可以轻松地征服边远的国家和地区，大幅扩展殖民帝国。后来在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机枪被广泛采用，比较容易获得，又成为了破坏帝国主义的力量。
在同等条件下，关键技术越分散，权力就越分散，政府的最佳规模就越小。
大政治变量的演进速度
虽然技术是决定大政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明显越来越重要，但在历史上，这四种因素都对权力的规模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了，当暴力扩张到更大的范围，它的回报是否随之上升。这进而决定了，在权力规模和资源运用效率之间进行取舍的重要性，并强烈影响着收入在市场上的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它们在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变量的演进速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整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地形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除了港口淤塞、垃圾填埋或地质侵蚀等局部的小变化之外，今天的地形状况与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时基本没差；而且，它还会继续保持现在，除非新的冰川期来临，或者发生剧烈的事件。
在更深远的时间范畴，地质年代可能改变，也许是对大型陨石撞击的反应，发生时间为1000万至4000万年之间。有一天，可能会再次发生地质运动，颠覆我们星球的地形地貌。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准确地预测到，棒球和板球的比赛都将被取消。
气候波动比地质运动要活跃得多。在过去的100万年里，气候是造成已知大部分地表变化的推手。在冰河时代，冰川开凿山谷，改变河流走向，将岛屿从大陆割裂，或者降低海平面使它们相连。
气候波动对历史影响甚巨。它先是在上一次冰川期结束后催生了农业革命，后来又在低温和干旱期破坏了制度的稳定。最近，人们又对“全球变暖”表示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是，长远来看，更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似乎是变冷，而不是变暖。根据从海底采集的样本中的氧同位素分析，对温度波动的研究表明，目前是200多万年以来第二温暖的时期。
从17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如果天气变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变暖的警报反而令人比较安心。如果真的变暖，那就保证了气温将在异常温暖和相对良好之间继续波动，就像过去三个世纪所经历的。
微生物的演变速度对权力的影响，令人比较迷惑。微生物变异非常快，特别是病毒。例如，普通感冒就以几何量级的速度变异。
尽管微生物变异速度很快，但在改变权力边界的影响上，它们却没有技术的变革那么突然。部分原因可能是，自然界为了保持平衡，让微生物只是感染而不杀死宿主，对它们更为有利；毒性太强、太容易杀死宿主的病毒也会使自己难以存活。寄生微生物能够生存，关键就在于它们对宿主不能过于致命，或者全部是致命型的。
当然，打破权力平衡的致命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爆发。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黑死病消灭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人口，给14世纪的国际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历史的如果与可能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一是思考它本可能发生什么，二是看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知道，微寄生虫不可能不继续对现代人类社会造成破坏。
例如，有些微生物类似疟疾，但毒性更强，它本可能对权力的扩张构成障碍，阻止西方人对周边地区的侵略。
第一批葡萄牙冒险家驶入非洲水域时，他们本可能感染一种逆转录病毒，就是传染性更强的艾滋病，从而使新的亚洲贸易路线在开辟之前流产。
哥伦布和第一波新大陆的定居者，原本也可能遇到各种疾病，遭到灭顶之灾；就像那些被西方人带来的麻疹和其他儿童传染病灭绝的原住民一样。
但是，这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种巧合强化了人们的直觉，那就是历史自有定数。
在现代时期，微生物对政权巩固造成的阻碍，远远小于对其的促进作用。
在外围殖民地扩张的西方军队和殖民者往往会发现，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会被微生物因素所放大。
西方人被看不见的生物武器所武装，对某些儿童流行病具有相对的免疫力，而这些流行病则足以灭绝当地的原住民。所以，来自欧洲的航海者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他们的对手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完全处于下风。
随着事态的发展，疾病的传播几乎是单向的，那就是从欧洲向外扩散；而在相反的方向，从外围向欧洲核心，并没有对应的转移。
可能有一个反例，有人说西方探险家将梅毒从新世界传入了欧洲。这一点存在争议。但即使是真的，梅毒也没有影响权力的扩张，它主要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
从15世纪末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之前，微生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日趋良性的。
尽管肺结核、小儿麻痹症和尿毒症导致了很多个体的悲剧与不幸，但在整个现代时期，类似安东尼瘟疫或黑死病那样大政治影响力级别的疾病，并没有爆发。
公共卫生的改善，疫苗和解毒剂的发明，普遍降低了传染性微生物对现代社会的威胁，这也相对提高了技术对设定权力边界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近期出现的艾滋病，以及对可能大面积传播的外来病毒的警告，也许暗示着，未来不会再像过去500年那样，微生物对大政治的影响完全是良性的。
是否以及何时会出现新的瘟疫，造成全世界大面积感染，是不可知的。相比气候或地形的剧烈变动，寄生微生物的爆发，如病毒大流行，将更有可能挑战技术在大政治变量中的主导地位。
我们没办法检测或预测，地球生命的性质与我们已知的会发生多大的背离。我们只能祈祷，在下一个千年，最重要的大政治变量是技术而不是微生物。如果运气继续站在人类一边的话，技术作为大政治变量中主导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然而，通过对第一场大政治变革，也就是农业革命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并非总如人们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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