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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漫天雪798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29日
微信公众号：观念的后浪
那时女儿很小，我很年轻，才学着做父亲。读着傅雷的信，我觉得他婆婆妈妈、事无巨细，有旧时中国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交谈文化和艺术，信中最多的就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怎么做人做事、立身立命、求学钻研，诸如此类，严苛而又挑剔。记得他大概是因为傅聪字迹潦草，说儿子写信不“干净”，教导他“写信如做人”；又嫌他总是拖拉，责备他不给自己写信。我在旁边写了个批注：做您儿子，真累！我可不要这样对待我女儿。
现在，当女儿有时候说我俄罗斯名字叫啰嗦夫斯基的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了她头上？傅雷是那么严谨、狷介、清高、不苟流俗，总想让儿子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他又是那么孤单和恐惧，1957以后，父子两人共同的人生主题是“逃离”。傅聪逃离令他恐惧的地方和人，傅雷则通过与儿子探讨人生和艺术，找回自己的存在和尊严，逃离那令人惊恐的人世间。
我愿意相信那份爱是真挚的。然而它是那么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成长，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我记得傅雷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翻过那一页后，戛然而止，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令人肝肠寸断的“人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那天我站在玻璃幕墙前，泪眼婆娑，一遍遍在脑海里构想那副悲惨和决绝的画面：傅雷和朱梅馥在椅子下铺上一层棉被，以免椅子倒下后惊扰四邻，在屈辱中逃往自己理想的天国。那必然是一种解脱。当生比死难的时候，死是更优的选项。在死亡的问题上，他们终于找回了尊严和体面。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留给个人的唯一自由，是那无法剥夺的自杀的自由”。
1958年是一个分水岭，傅雷成了“右派”，傅聪成了“叛国者”。
那一年，傅雷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提出了“改进d群关系的意见”，次年他被打成“右派”，命运由此急转直下。傅聪在波兰听闻这个消息后，没有启程回国，而是惊恐地逃到了英国。后来，又为艺术事业的方便，加入英国籍。
从此，家书的风格骤然转变，政治的阴霾笼罩着傅雷晚年重新捡拾的温情与高雅。那家书不再像是家书，而是一篇篇政治宣言，诉说着时代的荒诞。
参加完会议后，傅雷将讲话的笔记整理后寄给傅聪，兴奋地给儿子写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士还有些胆小。”他称赞领导者：“他的马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是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此后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教导傅聪不忘“祖国对你的培养、首长们的爱护”，做“人民的艺术家”；入籍英国，是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不应该追求“小我”，而要追求“大我”；要“站稳立场，祖国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等你醒悟”等等言辞俯拾即是。知识分子的惶恐、无助和精神扭曲，让人感到无尽悲怆和凄凉。
他是典型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只想着安安静静做学问，从无任何悖逆之心。他真的是怀着单纯的善意提意见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他甚至让傅聪将他们之间的信件寄回来，“给儿子的信，总是实际的思想情况，不会有虚假的了”，交给领导，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他太幼稚了，看不清这一切事态的逻辑和真相，于是对未来充满幻想。他刚烈而又率直，却不知自己的悲惨境遇来自何方；他学问精深，然而却缺乏认识这个世界的思想工具，始终不懂得进步和衰败的根本原因；他胸怀天下，总是对那些美妙的口号和承诺充满向往，却从来不去思考“如何泅过那片血海”。
在一次次希望自己被平反昭雪，又一次次希望落空备受凌辱后，他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法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信念”。
那并不是傅雷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他们主动改变，只希望躲起来做学问，然而那不啻一种奢望。
相比于傅雷信中国家、民族、文化、艺术那样的“星辰大海”，朱梅馥女士的信让人感受到了温情和烟火气息，那种正常的家庭对话才更让人心痛。从她对柴米油盐的诉说中，我们窥见了当时生活的场景，也明白了一个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怎样追求。
1961年，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在爸爸妈妈多次去信委婉地请求接济，然而身在国外的傅聪却因种种原因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朱梅馥女士去信给儿子，直截了当地对儿子说：
营养之缺乏，非你能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但每次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
从日用品到食物都是计划供应，大家一律平等。每月每人可吃肉三天，吃鱼六天……因为我的一家之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爸爸和弟弟吃是我的乐处。这两年来瘦了二十磅，一有心事就失眠。
到1962年，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三月九日，朱梅馥又去信给儿子：
爸爸的信谈实际也谈思想，妈妈只能谈些实际了……自一月份起，购买日用品必须凭工业券。发工业券的数目，以收入为准，每十元薪水发一张。像爸爸这样的专业作家，没有固定薪金的，就有作协来估计，他们每月送来21张。
21张工业券的购买力是什么呢？“呢绒羊毛等衣服，自16张起至60张止，看质量而定；绸缎每尺二至三张，而且只能现做，不能买了料子带回。洋火一张券只能买五小盒，平时每人每月一小盒的定额分配。”
二月份起，统战部给他食油一斤半、肉票二斤、蛋二斤、糖一斤；这是对极少数人的照顾。此外又给他文化俱乐部每月十五张餐券，平时由我拿了出入证去买熟菜回家给他吃。他觉得受之有愧呢。
所以她叮嘱儿子：“以后你若有多余的旧衣旧裤，千万保存好，寄回接济阿敏，便是破的也好。样样依赖你，增加你负担，心中不安”。
要知道，那可是傅雷这种级别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在上海这种级别的城市。想象一下那时候的其他人、其他地方……
这就是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一封信要几个月才能收到、衣食住行凭票供应、穷苦的无以复加的年代。
那是每个人都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国家法力无边的时代。生产什么别人说了算，你能得到什么，也是别人说了算，人因此被扭曲得面目全非。那些呼吁管制的人们，但愿他们能在傅雷夫妇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国”。
相比于那时，今天这个时代是多么美好。我们再也不会有几个月收不到家信时的那种心急如焚，科技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朱梅馥女士给孙子织的毛衣不合身，寄到英国需要几个月，因为可以在网上精挑细选直接下单，不满意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品和选择多得无以计数，我们既可以在菜市场买菜，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团购。有钱就可以买，比起没什么可买，等着别人来分配，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但是许多人却只看到了这种结果，不知道这里面蕴含的自由因。他们仇恨资本、仇恨大企业，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资本推动的，大企业正是面向大众的产物。他们仇恨腾讯阿里，却不知道，正是它们谱写了这个时代最值得赞颂的乐章。
他们一边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呼唤管制想毁灭这一切。他们像是要挖个坑活埋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更要呼唤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和人的尊严，也没有技术进步和物质丰裕、精神丰沛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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